老报务员的两个“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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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茂森和妻子杨凤英相依相伴了70载。武利芳 摄

人物档案:

杨茂森,193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万全县,1945年10月进入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学习,1947年3月入伍,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杨茂森在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7师、46军159师担任报务员,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开城谈判代表团从事通信工作。1955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司令部通信处工作。1966年3月转业至陕西省略阳县工作,1991年离休。

细数过往岁月,有两件事让杨茂森很骄傲:第一件是当了19年兵,第二件是3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十九载从军,这位老报务员见证了山河新生。而和平年代里,后辈勤学奋进,则是老兵家庭淳朴家风浸润下的丰硕成果。

青春在电波中闪光

杨茂森永远忘不了79年前穿上军装的那个时刻:“不满17岁的年纪,我从学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1945年8月,张家口市成为八路军对日伪军大反攻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随着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和晋察冀军区的进驻,这里的教育工作也开启了崭新篇章。这年10月,杨茂森报名进入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学习。

讲台上老师讲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舞台上演着《白毛女》,礼堂里从延安来的学者作政治形势报告……这些熏陶让杨茂森褪去稚气,成长为一名胸怀革命理想的热血少年。

1947年3月,杨茂森毕业了。那批毕业生按计划要分配到行政公署工作,但在解放战争中,部队需要建立起坚实的通信保障队伍,年轻有文化的他们便被分配到了冀热察军区新成立的无线电训练队工作。

英文电码好不好学?收报难还是发报难?带着对未知的好奇,刚出校门便入军营的杨茂森一头扎进了紧张的报务学习中。

电波无形,却关系着战事的胜败,杨茂森和战友们入伍第一课就是把“纪律”二字刻在心里。“密码本比命还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他至今记得首长、老师们的嘱咐。

业务练习要消耗大量纸、铅笔、电池和器材零件,杨茂森好奇这些珍贵的物资是从哪里买来的,老师严肃地告诉他,这都是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运回来的。杨茂森这才注意到,有位管理员每隔几天就赶着毛驴从敌占区驮回几包东西。他深知这些学习用具来之不易,因此倍加珍惜。

训练期间,军区多次遭到敌人扫荡,在转移途中,大家以背包为凳、膝盖为桌,在露天课堂仍然坚持训练。经过8个多月的学习,杨茂森已经熟练掌握了收发报技术,被分配到平北军分区,投入到解放战争中。

当时我军的电台都是自己组装的,质量差、信号弱,一遇干扰就难以听清。杨茂森因技术较好,能沉着应对信号弱、干扰大等复杂情况,对方报务员很是满意,译电员也常常夸他报来的信息字迹清楚、差错少。

虽然机要人员是部队的重点保护对象,但依然面临生命威胁。一次,杨茂森和战友带着移动电台随部队执行任务时遭遇敌人夜袭,大家迅速撤收电台,准备转移。杨茂森刚把头伸出门,一梭子子弹就打了过来,砖渣飞溅,所幸他躲避及时并未被伤及。土木阻击战中,部队伤亡惨重,在紧要关头,首长要求他们这些机要人员也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虽然最终我军守住了阵地,但杨茂森眼见着战友们一批又一批牺牲在战场,悲痛不已。战后,为掩埋战友遗体,当地老乡纷纷捐出了家里的衣柜,衣柜不够了,就用草席裹殓。

战士们用敢于牺牲的勇气换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杨茂森亲眼见证了天津、北平等地的解放。他因表现优异,于1949年4月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信仰在坚守中淬炼

入党这年,杨茂森还不满19岁。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满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跟随大部队从平津地区出发,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路南下。

解放区的父老乡亲多么可爱啊,杨茂森永远忘不了路过冀中平原时,大爷大娘们伸出布满皱纹和老茧的双手,捧着熟鸡蛋非要大家尝一尝。“我们有规定,水可以喝,食物不许吃。”杨茂森和战友们都捂紧自己的衣兜,谢绝了乡亲们的好意。

新加入组织的杨茂森浑身都是干劲,想多做工作锻炼自己,在南下头几天一个人连续值了3个夜班,白天照样精神饱满地行军。电台队长董明看在眼里,既感动又心疼,“工作是大家干的,一个人干不成革命,你把身体搞垮了,还怎么工作?”

1949年8月,杨茂森随部队进驻湖南湘潭。虽然生活和工作环境更安稳了,工作却愈加繁忙,每天都需要抄收近万字的电报。

10月1日这天,电台办公室内挤满了人,大家守着收报机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杨茂森的心也被巨大的幸福填满。

历经连年征战,终于迎来家国新生,杨茂森本以为可以安稳投身新中国建设,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保家卫国的号角再次吹响。

为适应战场需要,杨茂森等骨干开始练习操作使用便携式小功率电台。1951年11月,组织上组建了一支通信车队,由杨茂森统一负责。原计划等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通信车队赴朝为我方停战监督小组提供通信联络工作。可朝鲜战争打打谈谈,停战协定迟迟无法落地,车队只能在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待命。冬天的安东滴水成冰,为了安全,杨茂森和其他4名报务员睡在没有取暖设备的车内。“晚上脱掉的大头棉鞋,次日早晨冻得像冰疙瘩一样,硬穿在脚上咣当咣当直响。”那年冬天的冷,让杨茂森刻骨铭心。

第二年春天,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要组成一支代表团,准备在停战协定签订后赴朝慰问我方被俘人员。被选入代表团从事通信工作的杨茂森满心期待,他要亲眼看看那些最可爱的人,可这次也因停战谈判未果而没有成行。

1953年3月,杨茂森终于如愿入朝,来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但不久又被急召回京。6月,朝鲜停战在即,杨茂森作为开城谈判代表团通信处的一员,在通信处做参谋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受益终身。一天,处长段华夫安排杨茂森起草一份文件,这可难坏了这个长期做技术工作、不懂写作要领和行文格式的老通信兵。他硬着头皮把“作业”交了上去,做好了被狠批一顿的心理准备。可预想中的难堪并未发生,处长面色如常地把修改过的文稿返给了杨茂森。“全文都被改了,只给我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的’字。”杨茂森知道,处长在用无声的身教代替生硬的说教,是在保护他的自尊心,“这种处事方式我记了一辈子,也学了一辈子。”

1954年11月,杨茂森和同事顺利完成通信保障任务,带着金灿灿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回到了祖国,为自己的青春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德行在家风中滋养

1966年,杨茂森从部队转业到陕西省略阳县,正式结束了19年的军旅生涯。接到转业通知时,杨茂森已经结婚生子,但他毅然带着全家人把根扎在了嘉陵江畔。

从1956年结婚至今,杨茂森和妻子杨凤英已经相伴70载。提起老伴儿,杨茂森语气中尽是欣赏,“她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教师岗位上干了36年,用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随军在部队小学教书时,杨凤英曾被部队政治部评为“五好教员”;在1983年陕西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中,她又被评为“优秀教师”。这些奖状,后来都被杨茂森拍下,存在手机里。

在教育自家3个孩子方面,杨茂森也十分佩服妻子,“这个妈,比我这个爸做得对、做得好。”杨茂森从未见妻子对孩子们说过什么重话狠话,要是谁犯了错,她也会单独教育。

有一次,杨凤英见孩子拿着一根黄瓜,经询问才得知是私拿菜店的,她坚决要求把黄瓜还回去。见孩子害怕不敢,杨凤英陪着孩子去还了东西道了歉。孩子们长大参加工作后,她也时时提醒他们要不贪不占。

对孩子,杨茂森虽然管得少,但有一条原则从不放宽,那就是学习。他常对孩子们说:“多念几天书,不吃亏。”

家里虽然有两个人挣工资,但除了要养3个孩子外,杨凤英的母亲和弟弟也随他们一起生活,并不宽裕。大儿子杨建桥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可由于底子薄弱加上复习时间有限,他考了两年都失败了。1979年,杨建桥招工进厂挣上了工资,家里的负担也大大减轻,可他心中的大学梦一直没有熄灭,还想再试一次。

想到上大学还得花家里几年钱,杨建桥便有点左右为难。父母知道后,坚定地支持他,“好好考,花点钱不要紧。”放下心理负担的杨建桥通过努力,顺利考入上海的大学。这一年,杨建桥已经22岁了,他也是当年高中同学里唯一的大学生。后来,杨建桥又考上了研究生。

略阳山大沟深,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出一个大学生是稀罕事,可这事在杨家不稀罕,杨建桥的弟弟妹妹也相继考上了大学。有人羡慕地对杨茂森说:“你们家是‘状元’户,比万元户值钱!”

后来,3个孩子都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就业方面没让父母操心。闲不下来的杨茂森在1991年离休后,开始写自己参军的经历,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紧张的转战,有喜悦的授衔,也有在自己生病时悉心照料的房东老大娘……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杨茂森却不这样想。75岁那年,他高高兴兴抱回一台电脑,想用现代化工具完成回忆录。拼音没学过,键盘不会敲,符号看不懂,手指不好使,鼠标捉不住……面对这个新工具,杨茂森好像又回到了刚参军学报务的时候,一堆困难摆在面前,可那股子认真劲儿一如既往。

为了学会拼音,他晚上睡觉时都在肚皮上默写,刚开始有的音怎么也拼不准,一天下来只能打几十个字,累得头昏眼花、腰痛脚肿;有时好不容易打了千把字,不知把哪个键摁错,几天的成果全被清除。硬是靠着“坚持”二字,杨茂森完成了10万字的回忆录,为之取名《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

从年少时靠无线电电波传递战场讯息,到晚年借数字网络留存红色记忆,通信载体几经更迭,家国情怀却始终滚烫。后来,杨茂森又将回忆录用毛笔抄录下来,分赠3个孩子,这是一位父亲对子女最深沉的爱与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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