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这些长征中的关键事件都发生在四川，红军在四川的转战行动对长征胜利有哪些重大意义？

周锐京：红军长征在四川转战一年零八个月，这段转战历程是红军转危为安、走向最终胜利的关键转折点。在四川，红军通过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来确定北上的前行航向。1935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确定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军路线，在1935年6月召开的两河口会议确定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后，国民党军依托大渡河天险布下重兵，企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红军队伍先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取得两场决定性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扫清障碍。包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草地的企图，打开了从四川进军甘南的通道，对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作出重大贡献。

在四川，红军长征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队伍在严寒、缺氧、饥饿的恶劣环境中淬炼出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记者：四川少数民族较多、聚居区域较集中，红军长征转战四川期间，是如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信任和支持的？

周锐京：红军长征途经四川的69个县（市、区），其中一些地方聚居或散居着苗族、傈僳族、彝族、藏族、回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军阀的欺压蹂躏，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

为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红军首先做到了纪律先行，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经过彝族聚居区前，红军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宗教风俗习惯。其次是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广贴布告、刷标语等形式，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自治的主张，树立红军正义之师、亲民之师的鲜明形象。红军还因地制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和人民政权，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红军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留下了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朱德与格达活佛结下深厚友谊等佳话。少数民族群众不仅积极为红军筹粮、带路、救治伤员，还纷纷参加红军，仅四川冕宁、越西两县就有1400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有5000多名藏羌儿女参加红军，其中不到20000人的茂县，就有1000多名羌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正是有了各族群众的支持，红军才能翻过雪山、走出草地，走向下一程胜利。

记者：您认为挖掘整理和讲好长征路上的纪律故事，对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周锐京：一切行动听指挥、买卖公平、不进群众家门……回望漫漫长征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以纪律为保障打赢一场又一场恶仗硬仗、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严明的纪律为这支队伍赢得了民心。长征的胜利也是铁的纪律的胜利，挖掘并讲好那些发生在长征路上真实感人的纪律故事，可以从中读懂、悟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以长征路上的纪律故事为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的教材，可以更好地让广大党员干部理解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