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彬州市开元广场的范仲淹雕像。武利芳 摄

或许是出将入相的功业太过夺目、文学上的造诣太过耀眼，人们提起范仲淹，多赞叹他的边关韬略与朝堂风骨，推崇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胸襟，却往往忽略他在兴学育才方面的卓越贡献。

走进陕西省彬州市，可以“遇见”那个作为教育家的范仲淹，体会他为官一任、教化一方的情怀。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因为触动权贵利益遭到抵制，他本人也备受排挤打压。为避党争，范仲淹上书朝廷，“罢参知政事并安抚使，只差臣于邠、泾间知一州”，希望能远离纷争，为国守门。

邠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彬州。雄踞泾河要道的邠州，是拱卫关中的第一道屏障。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的身份担任邠州知州。

虽然离开了朝堂，可他在新政中提出的“天下建郡县之学”这一方略正在各地施行。到达邠州的第三日，范仲淹前往孔庙拜谒，邠州通判王稷向他报告，建学的材料已经备齐了，可“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于是范仲淹组织大家重新商议，将州学设在州府东南方一处地势宽阔的地方。

第二年夏天，州学落成，可此时范仲淹已经调任邓州，他应王稷邀请，写下《邠州建学记》。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学堂“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

《宋史·选举志》记载，“太学制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据此推算，新建成的邠州州学共有二十八斋，能容纳840名士子读书。一时间，“士人洋洋，其来如归”。

在《邠州建学记》开篇，范仲淹阐述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也！”他坚信只要大力发展教育，就能“材不乏而天下治”。

邠州州学建成后到底培养出哪些人才，现已无据可考，但监察御史张舜民、抗金名臣张确皆受此地的文风浸润，从邠州奔赴江山社稷。为了纪念范仲淹，彬州市在当地最热闹的开元广场为他立了一尊石雕坐像，并将当地一所高中命名为“范公中学”，让范公兴学的初心在这里薪火相传。

不仅是邠州，兴学几乎贯穿了范仲淹的半生为官路。

安徽广德是范仲淹为官第一站。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初登进士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这虽然只是一个主管刑狱的九品小官，但范仲淹干劲十足，《广德州志》称他：“治狱廉平……引囚讯问，皆得其情。”

经历了五代战乱，广德的学校早已荒废，文脉式微，400多年间没有出过一名进士及第者。范仲淹到任后，主动担起了重建州学、延请名师的重任，“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回到祖籍苏州任知州的范仲淹本想在南园这个地方买地建房，有懂风水的人说这是块宝地，住在这里的家族世世代代都会出卿相。听闻此言，范仲淹放弃营建私宅的想法，“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他上书朝廷，在南园建起苏州州学。

学校建成后，范仲淹邀请著名学者胡瑗前来主持教学工作。胡瑗实施分科教学，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挑选能够担当治国大任的学子，让他们专心研习儒家经典；治事斋则让学生主攻一门实务学问，同时再兼学另一门学问，比如学习处理民政、学习兵法、学习兴修水利等。这与范仲淹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就在《奏上时务书》中痛陈当前“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他希望学校能培养既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又有理政安民能力的人才。后来，苏州州学实行的这套教学模式也被太学采纳，成为宋代教育的通行范式。

在安逸富庶的苏州要办学，在战火连天处也要办学，无论自己官职大小、身处何地，范仲淹始终都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己任。北宋时期，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是宋夏对峙的西北门户，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大举进攻延州。三川口之战的惨败让延州岌岌可危，52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通过整肃军纪、安抚边民、修缮关隘堡垒等措施，延州之困暂解，范仲淹着手在嘉岭山修建了嘉岭书院。而今，虽然这座书院已湮灭在了历史烟尘中，但要是去爬一爬已经改名为宝塔山的嘉岭山，还能看到石壁上范仲淹书写的“嘉岭山”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河南邓州是范仲淹兴学的最后一站。庆历五年的年末，范仲淹赴邓州做知州，后在百花洲上创建了一座花洲书院。在公务之余，他还常到书院讲学。由宋到清，花洲书院屡圮屡修，文脉绵延。也是在邓州，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把自己毕生秉持的精神气节与人生追求尽数抒发。

粗略统计，范仲淹一生参与创办的学校约有10所，而他提议开办的“郡县之学”更是遍地开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将忧国忧民的情怀倾注在兴学育才这个立国之本上。

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谥号“文正”。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这也是古代文臣身故后所能获得的最高殊荣，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范仲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