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青海、宁夏从甘肃版图中分了出来。数年后，中国工农红军用脚印“织”就的“红飘带”，又于无形中将甘、青、宁串联在一起。

前不久，当我们循着“红飘带”踏上这片斜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厚重土地时，发现“红飘带”上附着的纪律基因与精神血脉，不仅在“硬盘”似的西北高原从未“失忆”，而且更具读取价值。

这“纪”忆，来自血与火的淬炼。在张国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之际，党中央率领刚刚走出草地的疲惫之师果断北上，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危急时刻揭露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红军团结。从俄界会议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纪律作风，转战甘、青、宁50多个县区，先后发动了腊子口战役、西征战役、岷洮西固战役、成徽两康战役、山城堡战役等，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在这里洒下热血。可以说，从入甘到入陕，红军在西北高原上的跋涉，不仅是地面的前进，更是纪律作风海拔上的不断攀登。

这“纪”忆，激发军与民的诗情。攻克腊子口、翻越岷山后，历尽艰险的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长征》，并在通渭县文庙街小学召开的红军干部会议上朗诵。来到六盘山后，他更是诗兴勃发，即兴吟出了后来改为《清平乐·六盘山》的《长征谣》，抒发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革命精神。当诗意在红军队伍中洋溢时，红军严明的纪律、过硬的作风也同样激发着沿途老百姓的诗情。宁可挖野菜，捡食牛羊骨、动物尸体熬汤充饥也不进农田采摘豌豆等农作物的红军离开后，青海省班玛县的藏族同胞唱出这样一首歌谣：“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当红军小战士在三军会师前夕为救不满3岁的魏煜牺牲后，会宁人民同样发自内心地唱出了《小红军之歌》。

这“纪”忆，承载今与昔的交接。纪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兴隆镇一带回民聚居区制定“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后，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因误把谷苗当作“狗尾巴草”让马夫放马，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徐海东得知后，决定给予刘炳华严重处分。几位回族老人再三求情，徐海东才说：“那就这样办，我们的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让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礼道歉。执行的关键在于带头——周恩来到达甘肃境内后，警卫员见山上有许多梨树，想摘几个给大病初愈的首长吃。周恩来却坚持让找村民商议价钱。警卫员跑了一圈未找到人，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周恩来没有吃到一颗梨。当我们经受住比翻越夹金山时更强烈的高原反应，奔波于甘、青、宁三省区时，随处可见传承红军这种纪律作风的实践。甘肃省迭部县利用红色资源拍摄了不少短视频，还在境内道路两侧书写了许多纪律教育标语；宕昌县除拍摄相关短视频外，还召开家风家教座谈会、举办廉洁文化演讲比赛；通渭县依托“书画之乡”优势，举办廉洁书画展；红军长征会师地会宁县，正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加强干部队伍纪律作风建设。还有青海省班玛县、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都在持续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正因如此，西北高原才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富裕和繁荣，早已替代了往昔的贫穷与荒凉。

采访归来，腊子口的纪念碑依然在心里高耸，六盘山的红旗不时在眼前招展。是的，新长征路上，还有一个又一个“腊子口”需要攻克，还有一座又一座“六盘山”需要翻越。只有带上这些珍贵的长征“纪”忆，我们才能谱写崭新诗篇、夺取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