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脚下的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内，一座从陕西富平迁建而来的明代两进两院式老宅静静矗立。宅院内一座门楼上方镶嵌着一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陕西监察御史李思孝所立的“三朝元老”石匾。这座老宅的主人，便是明代富平籍名臣孙丕扬。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孙丕扬考中进士，踏入仕途。50余年宦海沉浮，孙丕扬弹劾权相高拱遭诬陷落职、拒绝张居正请托被排挤称疾归乡、执掌吏部欲澄清天下却孤掌难鸣……每一次跌落，都因刚直而起；每一次起复，都因公清而归。

万历四十年（1612年），孙丕扬以81岁高龄挂冠归里。他一生为官清正，持节不改。陈鼎在《东林列传》中称他为“清流之主宰”，明神宗赞其“公忠直介”。今天，让我们翻开他存世的奏疏，走进他的宅院，探寻他一生为官守道、立身做人的风骨。

法为民立

不畏强御

孙丕扬曾在奏疏中写道：“有便于民，毋以善小而不为。有益于事，毋以政久而难更。”这也是他为官的根本准则。

万历十九年（1591年），孙丕扬出任刑部尚书。到任不久他便发现，各地监狱里积压了大量囚犯，有的轻罪被关成了重罪，有的无辜者被拖死在牢中。当时两京地区的冤犯尚且能在春秋时凭借矜疑制度重审案件，可地方冤狱五年才审查一次。孙丕扬上《岁清天下囹圄疏》，提出每年清理一次全国监狱，死罪有疑者奏报复核，轻罪者即时发落。

后来，他又上《约束郡县省刑罚疏》，拟定了“省刑约束”和“省罚约束”。他认为：“重则动必掣肘，祸人也恒难；轻则欲可从心，祸人也恒易。”真正害民的不是大辟重刑，因为对于人命关天的案子，官员反而审慎；真正害民的，是那些被滥用的鞭笞和罚赎。在奏疏中，他强调明确禁止使用“磨骨钉”“寸寸紧夹棍”等酷刑，严禁各类不合理的罚款行为等。明神宗下诏褒奖，此后“天下刑狱大减”。

与立法为民相伴始终的，是孙丕扬对强权从不退让。从严嵩到高拱，再到张居正、冯保等，孙丕扬几乎与明代中后期最有权势的人物都有过正面交锋。

万历元年（1573年），孙丕扬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当时司礼秉笔太监冯保权倾朝野，内阁首辅张居正示意孙丕扬为冯保修建牌坊。孙丕扬断然拒绝：“内官有何功德？”因此触怒张居正。他料定张、冯二人必然报复，于万历五年（1577年）春称病归乡。同年冬京察，言官陈三谟为讨好张居正，弹劾孙丕扬，朝廷下诏将孙丕扬调往南京。陕西巡按御史还密令西安知府罗织孙丕扬贪赃罪名，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冯保被抄家，此事才作罢。

孙丕扬任刑部尚书时，太监项龙杀人后畏惧罪责，逃入皇宫。孙丕扬坚持上疏请旨逮捕，直言：“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上失，可乎？”明神宗感到为难，委婉示意以项龙的侄子顶罪，孙丕扬丝毫不肯通融，明神宗感叹：“孙丕扬忠臣。”

赌上仕途“硬刚”徇私的权相和枉法的宦官并不是孙丕扬的一时意气，而是一以贯之的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说：“世无百年不死之宰相，亦无一日不白之是非。”

宽以待人

荐贤以公

孙丕扬曾在家中横梁上镌刻了10余条修身处世箴言，其中有一条“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矣”。一位素来以刚直著称的大臣，在家中留下这般字句，初读不免让人觉得和他的气质颇有反差。细品方知，刚骨与慈心、耿直与宽厚的背后，是他将为国为民大道置于个人喜恶名利之上的格局。

孙丕扬初任御史巡按江北时考察属吏，某县尉按考核结果本应查办。孙丕扬看出此人可用，对他从轻发落并加以鼓励。为感念孙丕扬的宽宏，这名县尉次日便率兵悉擒境内大盗，一方为之安宁。

这份“宽”的胸襟，更体现在他放下私怨、秉公处事之上。隆庆年间，孙丕扬因弹劾高拱遭报复落职，一名佥宪为迎合权贵，罗织罪名陷害他。后来孙丕扬复起，且正好成为这名佥宪的上司。佥宪惶恐不安，孙丕扬却不计前嫌，不仅留佥宪吃饭，还鼓励他努力任事：“无恐，有善政，吾仍荐汝。”那名佥宪从此勤勉任事，后来得到举荐。

而孙丕扬与陆光祖的故事，更是其“公心”的深刻体现。他任御史时，曾弹劾太常少卿陆光祖“专擅”，陆光祖因此落职。罢官辞朝之日，陆光祖遇见孙丕扬，拱手长揖道：“承蒙教正，甚感相成。但吏部之门，请托者众，不专何以申公道？老科长此疏实误也！”孙丕扬听后沉思良久，恍然认错：“诚哉，吾过矣。”当天便起草奏疏，自陈失言，并极力举荐陆光祖。陆光祖由此复起，后官至吏部尚书。

冯梦龙在《智囊》中评此事：“为陆公难，为孙公更难。”诚然，陆光祖在落职之际还能据理力争，已属难得，但孙丕扬能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全力举荐对方，这份“公而忘私”的胸襟，更是可贵。《明史》亦载：“丕扬劾罢光祖，后再居吏部，推毂之甚力。”

对人才存爱惜之心，给犯错者留改过自新之路，为贤能之人竭力铺路。这份温润宽厚的“慈”，和他不畏强权的“刚”互为表里，共同构筑起一代名臣的精神风骨。

清廉传家

德润乡土

孙丕扬正直而不苛酷、坚韧而不顽固、宽厚而不失底线的人格底色，是个人修养使然，也离不开家风的熏陶。

孙氏自五世祖孙友义起，世代定居富平流曲里，以耕读为本，自孙丕扬的祖父孙琼起开始向仕宦转型。孙琼初入仕途只当了个万全右卫草场大使的小官。万全右卫在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带，在明朝时是塞外苦寒之地，被时人视为畏途。孙琼却说：“为人臣而择乐地，卒谁任其苦乎？”毅然前往就职。后来，孙琼因坚守正道被上级欺压罢官归乡。他常以“立身成名，不与庸众人伍”勉励子孙。

孙丕扬的父亲孙惟谦以选贡入仕，任宝坻知县时，以公正严明、清正廉洁著称。面对宦官借银鱼厂盘剥地方，他敢于惩治其党羽，为县财政节省大量开支。正因为他刚正不阿，触怒权贵，被迫离职归乡。归乡之时，身无余财，士民遮道泣留，相随数十里。

父如此，子可知矣。孙丕扬拒绝为太监冯保立牌坊、坚持要追捕太监项龙等刚直之举，正是继承了其父当年与权贵势力交锋的凛凛风骨。

孙氏家风的影响力，并没有局限于孙氏一门，它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一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时人曾这样描述孙家父子的感召力：“自立山君（孙丕扬，号立山）之秉正不回也，吾党之士多奋心抗直，而不依违于势利，孰非前川公（孙惟谦，号前川）之教？自公之持介敦素也，凡浮薄之士，多赧颜顿足，不敢过孙氏之门，孰非前川公之化？”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孙丕扬在富平家中辞世，享年83岁，谥号“恭介”。

400多年过去了，孙丕扬身上那份刚直宽厚的气质历经岁月淘洗依然熠熠生辉，孙氏家风中清廉守节的价值追求也化入三秦大地崇廉向善的精神根脉，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