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问题
对时代问题的认识紧紧联系着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问题。第一，当今的时代仍然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时代性质的主导方面。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合作、竞争、博弈，取决于共产党人在国际竞争中较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第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二是世界多极化正在深入发展。三是较大规模战争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第三，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更应高度警惕硬战争＋软战争。西方在苏联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在我国则是要搞“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第四，辩证看待形势，居安思危，坚定信心。我们既要努力抓住当前各种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同时又要准备迎接当前各种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有这一思想准备，会比没有这一思想准备主动得多。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根本原因是，我们所从事的是为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真正正义的事业。（作者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二月河：雍正反腐和今天没法比
雍正反腐，主要采取“密折制度”，即官员通过秘密奏折直接向皇帝汇报。一方面，“密折制度”使皇帝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报，有助于他了解贪腐状况，并予以及时遏制；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使雍正反腐完全沦为“个人反腐”，雍正一人演独角戏，朝野上下风声鹤唳，很难得到官员和民众支持。雍正的“个人反腐”不能完全清除朝野腐败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发动朝野和群众的力量。如今全党、全国上下统一认识，反腐决心十分坚定。党中央提出“反腐永远在路上”“对腐败零容忍”等口号，将反腐提高到全党认知，有利于反腐精神在全党乃至全国的贯彻落实。当前的反腐斗争，制度更加科学，手段更加多样，中纪委采取的督导组、巡视组制度，可以很好地了解实际情况。同时，网络举报、群众举报等反腐新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动员了全社会力量。这种做法，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了解案情、体察民意的渠道，提高了办事效率；一方面又增加了社会对反腐的理解和认同。从根本上说，党中央坚定不移把反腐进行下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色，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清王朝家天下完全无法企及的，也是雍正反腐之所以败，而我们的反腐斗争之所以必胜的原因。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小说作家）
张志明：腐败行为主要集中于干预微观经济和干预选人用人
中国现有的腐败行为，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干预微观经济，二是干预选人用人，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而某些人能够在上述两大领域插手、干预成功，说到底是某些权力行使者所代表的机构或部门权力太大。由此可见，所谓反腐败“治本”之道，其实就是从经济体制上减少权力干预微观经济的空间，政治上对权力过于集中进行改革，对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选人用人机制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正是从这两处着手的，如不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方面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两大领域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规范。重构政治生态，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的源头治理就蕴含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之中。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张维为：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看中国梦的实现
一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最大共识。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动民生的改善。而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则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经导致西方国家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本”思想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也有重要的启迪。二是和而不同、和谐中道。从政治文化比较来看，中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宗教战争的差别。中国人“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长期宗教战争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绵延数千年的主因。而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却是强调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在全球族裔矛盾、文明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亦有借鉴意义。三是兼容并蓄、独辟蹊径。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兼容并蓄”及其超强的学习能力，并在综合别人长处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例如：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比较之下，西方文化中更多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进而形成唯我独尊，向别国强行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结果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