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受到信念支撑和纪律约束的誓词，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六条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对照入党誓词中传承自革命年代的牺牲精神，一些专家认为，如今和平建设时期，反倒有些党员干部与民争利，处处把自己的得失放在首位，不惜损害群众利益。

此前的2010年12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说，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纠正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问题。

“政府与民争利，说到底就是领导干部与民争利。”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表示，因为领导干部就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是政府各项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沈友军副教授分析，“有些领导干部与民争利，归根结底，还是心中那个摆放着老百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天平，严重倾向了自己。”

入党誓词中的“牺牲精神”

据谈方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入党誓词的变化与党的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蕴含着各个时代的印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共分为5个时期——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谈方说，如今的入党誓词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内容，比以前誓词中的“不怕牺牲”内容更充实和严谨，突出了共产党员特殊身份的风采。

在谈方看来，最关键的不在宣誓的形式，而是要真正把誓词入脑、入心，成为刻骨铭心的执政理念，才能防止以权谋私、与民争利。

扭曲了的“与民争利”

“通常，人们都有追求财富的愿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表示，“但当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特权，以挤占其他人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时，首先就背离了社会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要求。”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领导干部支配大量资源和权力的今天，更应发扬牺牲精神，防止信仰发生偏差，杜绝与民争利；决不能让“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成为一句空洞口号。

事实上，与民争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近年情况来看，政府与民争利现象，多发生在房地产、交通、教育等民生领域。

最近，一些地方公路乱收费现象被不断曝光——只罚款不开票，罚款进个人口袋；罚款与财政分成，请领导喝酒按摩；每辆车平均一年罚款3万元作为一种民生工程，公路异化为有关部门牟利的工具，被视为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典型。有统计显示，全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

近年来，官员“抱团”与民争利现象令人堪忧。2010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光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领导干部住宅。与此同时，陕西省眉县也陷入舆论漩涡，据媒体披露，该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明教授认为，政府与民争利，或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挟裹与民争利，已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以往群体性事件频发，多发源于民众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

“政府与民争利，既与体制不完善有关，也与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错误、工作作风不端正有关。”胡明说。

民众的“被剥夺感”

许多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越发展，越要让民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政府不但不应与民争利，甚至应“为民争利”。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比2009年增加1.4万亿元，增幅为21.3％，约为GDP增幅的两倍。

当前，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也赶不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7％和8.9％，都低于GDP增幅。

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曾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在2010年6月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考虑这种做法，“若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

在鲁照旺看来，除了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外，政府无法干涉企业自定薪酬，只能够控制由财政负担的公务人员等的工资。若要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的目标，就只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给公务员大幅加薪，如果这样，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虽然政府希望企业给员工加薪，但是企业考虑的是成本收益。”鲁照旺说，“企业用工成本与职工可支配收入是两码事，有着很大的‘剪刀差’，这反映了中国人赋税水平还是很高。”

小张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白领，每次工资条上显示的工资总额是6000元左右，每次交完个税以及“三险一金”后，真正到手的也就4000元左右，甚至有时这个数都不到；要还房贷，加上北京生活成本高，他感觉压力很大。

“我用工作8年来的所有积蓄，加上家里的资助，在北京买了一套小一居。现在还差银行贷款60多万元，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小张说，“每次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权力低价购房的新闻，我就会有一种很深的被剥夺感。”

形成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

在专家看来，当今政府拥有极大的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权力，如何让政府既发挥好再分配的职能，又不要把社会财富再分配到自家的腰包中去，是一个需花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有效破解政府与民争利，必须依靠法治。”胡明说，“如果政府部门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那么作为政府‘形象代言人’的相关领导干部，要受到民众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及相应的法律制裁，从而使其付出应有的代价。”

“领导干部与民争利现象表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沈友军说。他对此提出建议：第一，加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中普通党员的比例，让占绝对多数的普通党员的意志得以切实表达，避免党的权力脱离广大普通党员的危险；第二，党内选举中直接选举范围有待扩大；第三，差额选举的差额比例和竞争性应进一步提高。

他认为，充分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切实保障广大普通党员民主权利，须加快党代表任期制、常任制试点改革，提高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影响力，使其履行对各级党委的监督制约，保证全体党员的权利不能被少数党的干部截留。

沈友军进一步提议，应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宪法规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那么，破解“政府与民争利”难题，人民代表大会责无旁贷。

“人大在代表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应当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质询政府，问责政府，监督政府。甄别‘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并且行之有效地进行阻止。”沈友军还说，“要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利，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利，以形成对领导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进而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商机制”。

同时，对党员干部来说，以党的宗旨和入党誓词中的“牺牲精神”来对照，理当按照中央要求的“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魄力”，“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在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中，“为民谋利，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