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事特办”是制度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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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一事终于有了结果。他的职业病被确认,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置。不过,张海超现在却特别不踏实。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原来是上诉无门,现在是大半夜两点站长亲自把结果送到家里。原来是求爷爷告奶奶谁都不理,现在是自己连做复诊或者审定都没有决议,最终结果就莫明其妙地冒出来了。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职业病诊断规范暂不修订,“开胸验肺”事情属于个案,个案呈现的问题,应该具体进行解决。我们从这种说法中不难琢磨出,某些相关机构对“特事特办”的留恋和依赖。“特事特办”国人都相当熟习,特别是那些有冤有苦有难处但长时间走正常途径或法律程序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人,无一不向往着“特事特办”。事情闹大了,媒体参与了,大领导关注了,下面也就“高度重视”,事情自然就好办。因此,现在不少人抱着“豁出来了”的心态,拼命把事情的动静往大里闹,就为了“特事特办”。

诚然,现在各地都怕有人再拷贝“开胸验肺”,于是诊断、赔偿起来痛快了许多。但是,如果企业“自证其罪”、职业病审定机构缺乏监督、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等制度上的弊端不被尽早整改,真不知还会有几多验肝、验心、验骨以至验尸的“个案”发生。难道每一个悲剧都要等侯“特事特办”?难道“特事特办”自身不是制度不合理招致的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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