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在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从三国、魏、晋、南北朝以来长达390多年混乱、割据、分裂、动荡的局面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大隋王朝。可惜的是大隋王朝立国只有父子两代、短短的37年，就在风雨飘摇中灭亡了，成了中国历史上除了秦朝以外唯一的短命王朝，也成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最典型注脚。探由大隋兴亡的历史轨迹，简单的说就是依靠法律和制度立国兴国，用独裁统治取代法律和制度急剧奢侈腐败而自取灭亡，使大隋王朝触目惊心的兴灭史成为“史镜”。
隋文帝以改革、“俭、杀”治国兴国
隋朝建立之初，特别是经过几百年的混乱、割据、动荡之后，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百废待兴。此时怎样立国?隋文帝杨坚在加强中央皇权统治的同时，注重用法律和制度来统一全国上下的意志和力量，在隋初开始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许多方面，并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反贪，以“俭、杀”治国。这就有意无意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顺应人心思定的历史潮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使隋朝出现了与汉、唐齐名的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所以说他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是一个敢于改革的皇帝，还是一个有品行的皇帝。
一是简刑宽政，精简机构，减轻百姓负担。隋文帝以前朝兴灭成败的经验教训为鉴，深知要统一天下，就要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只有先减轻百姓的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所以他即位后立即废除前朝的严刑酷法，一下子裁去前朝法律中的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杖等罪一千多条，制定出的新隋律为12篇500条。他还推行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隋律的推行，创造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而隋律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到以后唐宋元明清历代都大致沿用隋制。
在官制上隋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精简中央和地方机构，在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尚书省下，分设吏部(管人事)、礼部(管学校、科举、祭祀)、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狱)、户部(管财政)、工部(管营造屯田等)。在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中，将北周时期的州、郡、县三级改为郡、县二级，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样以来使官衙和官吏大为减少，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二是勤于政事，注重节俭。隋文帝为政每日鸡鸣即上朝，日落尚不知倦。在历代封建皇帝中，隋文帝是少有的清廉皇帝，是一个率先垂范、做出表率的皇帝，更是一个特别重视节俭的皇帝。他教训太子杨勇时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他在辅政时就躬行节俭，臣下争相效仿，朝野上下成为风气，以至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而不用绸缎绫罗，饰带也只用钢铁骨角而不用金玉。他称帝后立即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送干姜、献香料的事都认为是浪费，狠狠地斥责那些办事的官员。隋文帝平时很朴素，进膳只吃一个荤菜。一次他患痢疾，配药的药方中有胡椒粉一两，宫中竟然没有。他的皇后、妃、妾在宫中不置装饰物。他想给一个宠爱的妃子找一件丝织衣领，宫中也没有。他的一个公主穿的衣服比较华丽，他立即斥责换掉，以后不能再穿。
三是监察制度有了新发展。隋代初期的监察制度无论是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效果上看，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它在中国监察发展的历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隋代的御史大夫是专职的监察长官，而秦汉时期则是副丞相兼御史大夫(台)。官品先是从三品后改为正四品。监察御史12人，后增加到16人。轶级从八品后升为从七品。还有侍御史8人，正八品，专门纠察冒犯皇帝的违法行为和监督百官的礼仪行为。隋文帝灭陈后，在宫中设盛宴庆功，席间两位功臣杨素和虞庆则相互比功，加上多喝了些酒，动作大了一些，结果遭到御史的检举，险些受到处分。接受了这一教训，后来虞庆则在另一次宴会上有人劝他尽兴饮酒取乐，他说不敢：“御史就在旁边，我一旦喝醉了，失去常态，就会被他们举报。”可见在当时监察制度有多么严格。
隋代的监察制度一个更大的特点是，对地方各级官员的监察监督由秦汉以后的临时性遣使巡察改变为经常性的监察并使之制度化。隋代专门监察地方的机构是司隶台。台主是司隶大夫，正四品，为高级干部。下面有14名刺史，正六品，专门从事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刺史还有助理，叫诸郡从事，共40人。刺史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回朝奏事，共有六条监察任务。第一条，郡县长官是否勤政；第二条，郡县长官是否贪婪；第三条，地方豪强欺压百姓情况；第四条，隐瞒灾情，多征赋役；第五条，不能平定辖区内的盗贼：第六条，任人不公，举人不贤。这样以来真正把监察对象下延到郡县以下的所有官员。隋代还设有谒者台，从四品后改为正四品。谒者台的官员可以随时奉诏出使，受理冤案。隋文帝很重视申诉工作，规定有冤屈县官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到州甚至尚书省申诉，如果还不行可以向皇帝申诉。申冤时，击打悬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有关部门必须将其记录在案。
四是坚决惩治贪官污吏。隋文帝制订的《开皇律》中，防止贪官污吏的内容很完备。他依法大规模地整顿吏治：建立起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实行奖励，赐赏廉吏，给良臣晋级加官；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派遣御史和亲信严密侦查百官的不良行为；有时甚至暗暗派人向一些官员行贿，这些官员一旦受贿就立即处死。这些被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法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令一些有这样那样想法的官吏也不敢伸手。严格的制度使之不能贪，严格执法使之不敢贪。据史载，在隋开皇至仁寿这隋文帝执政的24年里，全国200个州、500个郡、1100多个县没有发生一起官员贪贿案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隋文帝严明执法。一次他发现儿子杨浚生活奢侈，就下令将杨浚抓起来。大臣杨素劝他不必如此，文帝却说：“皇子与百姓只有一个法律，否则岂不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文帝的这些有力的措施，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所以隋朝的贪贿行为大为减少，民众休养生息，国力日盛。
隋文帝还十分重视谏官的作用。他在门下省设立了谏官组织，专门纠正自己执政的得失，而他自己也能够做到知过即改。有一次，臣子辛擅做了一条红色的裤子穿，说这种裤子能官运亨通。文帝知道听说后认为他妖言惑众，就下令让赵绰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据理进谏：“按大隋律，辛擅不足以定死罪，臣不敢奉旨。”文帝大怒说：“我看你也不想活了!”同时下令将他们二人一同处斩。临刑前问赵绰还有何话说。赵绰答：“臣一心护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我，也不能杀无罪的辛擅。”听了赵绰的话后，他突然醒悟了：原来赵绰是在以身护法，是个正直的臣子啊!便立即释放了赵绰，同时免了辛擅的死罪，次日还嘉奖了赵绰，希望臣下都像赵绰一样敢于执谏。
隋炀帝的奢腐独裁统治迅速灭亡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依靠弑父夺权的阴谋家。他即位后完全背离了其父隋文帝杨坚在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实行奢腐的独裁统治，使隋朝的形势急剧恶化，成为一个政治腐败、穷奢极侈、经济凋敝、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一个好端端的盛世王朝很快便葬送在他的手中。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独裁统治。隋炀帝所推行的独裁统治集中体现在，不但所有的法律和制度对他失去任何约束力，而且可以为所欲为。这时的三省六部完全蜕变为推行他独裁统治、鱼肉百姓的御用工具。为了维护他惟我独尊的权威，他干脆废除了谏议大夫，撤消了专门监察地方的司隶台。监察机构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他容不得监察官和他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一次，司隶大夫薛道衡写了一篇歌颂隋炀帝的文章，没想到隋炀帝看了不满意，将其逮捕入狱。这时作为监察官的御史大夫裴蕴应该主持公道。未料到裴蕴却乘机攻击薛道衡是“非议朝政，目无皇上”。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隋炀帝听了后立即赐薛道衡自尽。隋炀帝的幸臣张衡说了一句“薛道衡死得有点冤”，结果被革职回家种田去了。可见隋炀帝时期的监察机构和官员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暴君排斥异己、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而这时所推行的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同样也走了样，成为横征暴敛的同义词，繁重的赋税徭役致使民不聊生。人民稍有反抗，就“罪无轻重，不用上奏，一律斩首”。据载隋炀帝的船队巡游宁陵时，由于5万多拉纤的民夫长期劳累、饥饿过度慢了一点，隋炀帝就下令把他们统统活埋在了河岸两旁。建节尉任宗上书“百姓疲劳，府库空竭”，劝谏隋炀帝不要巡游，隋炀帝在朝堂上令人将任宗活活打死。可见隋炀帝是一个真正的暴君，隋朝成了一个恐怖世界。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和隋文帝杨坚“勤于政事、奉行节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隋炀帝杨广则是一个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贪图享受的皇帝。他在位13年，无休止地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三开运河、三游江都(扬州)、三打高丽，大造宫殿、园圃，修驰道、筑长城，常常昼夜大宴宾客，致使国库空虚、民穷财尽，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刚一即位为了巡幸，就下令在洛阳建立东都，每月从各地征调工匠民夫200多万，所需石、材近处不够，竟从遥远的长江下游和江淮以南水陆兼程运抵。有的大木料要动用两千个民夫一步一步从江南运回，而运材队伍络绎不绝长达年余，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在洛阳西辟地126里(周代的洛阳王城仅为17里地)所建的西苑，海、湖、楼阁、亭、榭、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宫女一千多人伺候隋炀帝；在长安至江都筑离宫40余所，其耗费之巨难以估算。这些还只是隋炀帝所下令建造的工程的小部分，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隋炀帝的游乐。
隋炀帝的奢腐、好大喜功到处可见。一次他巡游江都，乘坐的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60套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宦官的居室。还有卫船几百艘，九千多美女身着彩锦长袍丛拥，无数的骑兵卫士护卫，八万多青壮挽船，前后绵延二百里。所过之处，方圆五百里州县都要供奉美味佳肴，有的竟送来上百桌，根本吃不完，干脆丢掉或埋在土里。他打高丽时的113万军队竟然出发了40天绵延960里，还征调了上百万民工，男的不够，连女的也征用，结果是连连大败。人民遇上这样贪婪残暴的皇帝，那里还会有好日子过!
一个导致政治急剧腐败的皇帝。权力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制度的制约，必然是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腐败丛生。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残暴腐败皇帝，他所宠信的人，必然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或者是阿谀奉承的下人。直臣尚书仆射高颍说了一些皇帝“纵姿声色，大兴土木，加重徭役，恐为后患”之类的话，另两个大臣宇文弥、贺若弼仅仅表示同意他的看法，结果三人就被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相反，像杨素这样的朝廷重臣专会奉迎主上，半点不触犯炀帝的旨意，尽管大肆贪贿，姬妾千数，炀帝不闻不问。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隔五日一朝，多到江都巡幸游玩，炀帝反以为忠，说：“唯郭衍心与朕同”。
这样一来，凡是能迎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全部得到提拔重用，反之则或杀或贬。大业三年炀帝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升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被炀帝斥责去向丘和“学习取经”。炀帝游幸每到一地，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上行下效，于是郡县大肆盘剥黎民百姓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史书上多处记载了广大人民群众悲惨的生活状况：苛政无隙，国库空无，百姓穷困，四野荒芜，饿浮遍地，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隋朝的政治如此地黑暗腐败，它的灭亡也就成为必然。以至于炀帝在天下大乱的时刻，照着镜子对萧后说：“(我这)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最后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大隋王朝迅速地灭亡了。
大隋王朝的兴亡史昭示我们，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极端重要性。再次告诉我们：廉政兴邦，腐败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