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举行２００６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发布会，认为买房贵、上学贵和看病贵已成为新的三大民生问题，同时还把贫富悬殊排在公众关注的社会风险的第一位。

　　应该说，把买房贵、上学贵和看病贵列为新的三大民生问题，并不仅仅是研究机构的认识，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感受。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不少普通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买房、上学和看病，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难以承受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急速加剧，这几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由是，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社会问题越来越积聚，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的社会也由此进入了“矛盾凸显期”。

　　当然，这些新民生问题，并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只不过是发展到一定时期后，矛盾才集中凸显出来，成为了“问题”。

　　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新民生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偏差和政策缺位所导致的。比如，一些地方盲目、片面地提出和强调“经营城市”、“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口号，并进而实施了所谓“雷厉风行”的改革。于是，有些地方，城市在被“经营”之下，房价扶摇直上；教育在产业化的“推动”下，乱收费肆无忌惮；而一些医疗机构则利用“市场化优势”把病人当作刀下之俎。特别是，当一些房地产商、学校和医疗机构借口改革而趁机“作乱”时，我们又几乎看不到对此及时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规范的政策影子，终于使买房、上学、看病酿成了突出的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其实都关乎老百姓的利益，或者说，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一首顺口溜说“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虽然不无偏激和偏颇，但确实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反映，特别是反映了普通民众心头的一种牢骚和怨气——而这，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正视的社会情绪。

　　确实，如果广大的普通民众都感觉到“新民生问题”像山一样压在身上和心头，那么，社会和谐也就无从谈起。

　　可慰的是，现在我们终于正视和重视这些民生困难，而且在下最大的力气加以解决。

　　“穷人经济学”被高层正式引用，并被作为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提出的“穷人经济学”，其实就是为穷人“说话”的学说。他说：“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由此，他希望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在经济发展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学者认为，这些“应特别考虑的问题”，其重点其实就是教育、医疗、就业、居住等民生问题，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而“穷人经济学”说到底，也就是关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据此充满感情地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舆论解读总理对“穷人经济学”的这两段阐述认为，这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意识到我们的改革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关照到全体民众的根本利益，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分享，表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已经转变到了既追求效率更注重公平，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轨道。

　　这种意识和理念，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已经有了充分体现，它强调今后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力避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发展陷阱。

　　而且，具体政策也已逐一推出。比如，真正的义务教育的逐步实施，再比如，就在２００５年年末，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２６００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戛然而止，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我国农民将不必再缴纳从土里刨出来的一个子儿。可以这么说，我们跨出这一步，意义非凡，也是“穷人经济学”从“理论学说”落实到了“执政实践”。可以预期的是，废止农业税条例，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必然会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进而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让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并逐步建立起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使广大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