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江苏省纪委“两规”后，立即引起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来，一个地方出个把腐败分子，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就在一年以前，有关媒体宣传苏州创造的廉政经验时，称颂苏州创造了２０年来历任市领导及下属各县级市领导无一人腐败的“百官共廉”的佳话。典型宣传也加入了浮躁的行列，“百官共廉”言犹在耳，便由姜人杰撕得粉碎，难免让人觉得尴尬。有两家媒体在评论此事时，都用了同一个标题：《“百官共廉”神话破产给我们的警示》。

　　姜人杰案的出现，并不能否认苏州市多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创造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来解渎苏州？苏州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跃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５８００美元，用了不到１０年时间。这一成绩的取得，反腐倡廉功不可没。但是，在十六大提出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之前，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健全之前，在真正实现从体制机制上把干部的命运决定权交给广大人民群众手中之前，在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落实之前，任何地方也不可奢谈什么“百官共廉”。姜人杰一人就分管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等１３大类工作，权力如此集中，且几乎都是“肥缺”。他的儿子姜荑大学毕业不过１年４个月，就担任福海拍卖行总经理。该拍卖行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４年４门的业务总量达８个多亿，全苏州拍卖行一年的总量也不过２０多个亿。在这种情况下，姜人杰不出问题才是天大的怪事呢！

　　一个地方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腐败分子，并不等于这个地方反腐侣廉工作就无懈可击，官员们就个个廉洁清正。没发现贪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和缺位，贪官难以发现。许多地方８０％以上的贪官是由群众信访举报出来就是一个证明。二是腐败分子本人隐藏很深，“狡兔三窟”，变幻奠测，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难以识别。三是办案不力，办案机制运转不灵，办案手段不足，办案阻力较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腐败分子露出的狐狸尾巴也抓不住，难以突破。四是贪官们结成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从上到下利益均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表面干的都是“合法”的事，内部不准发“杂音”，造成一些地方或实权部门要么风平浪静，要么一抓就是大贪官，一窝贪官，一串贪官。

　　制度的设计毕竟还是纸上的东西，要落实还需要经过磨合，还得有一个过程。反腐倡廉的宜传，须力戒浮躁。不要把纸上的东西宣传为现实，不要把努力的目标说成是已有的成效。倡导制度创新，不是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是要真正形成权力的制约机制，不论谁当官，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权力制衡之中，不按法律办事，就会受到法制制裁。

　　让我们记住邓小平的经典名言：“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反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是挂在嘴边说说而已，而是沉甸甸的事实。我们在理直气壮地宣传反腐倡廉成绩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度”，少一点浮躁，更不能自欺欺人。这样，有利于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有利于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