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日前表示，目前中国反腐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腐败意识的泛化，社会对反腐的态度部分由痛恨转变成一定程度上容忍腐败甚至羡慕腐败，然后有机会的话也愿意效仿行贿者的做法。这种心态已经潜入到低年龄人群了，甚至在幼儿园班长选举中出现贿选。所以，廉政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二是腐败利益“合法化”的状况，即利用合法规则将他人排除在外，然后严格执行规则从中获利。三是腐败人群年轻化，腐败手段智能化、技术化。四是腐败行为日益国际化，行贿受贿的交易环节延伸至国外。（摘山《南方都市报》）

《行政许可法》为公民维权提供三大条件

　《行政许可法》规定，凡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许可的核发、许可的监督检查、许可的收回变更、许可以前的审批等，都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政府过去许多以行政审批为手段与民争利的行为，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都将确定为违法，部分公务员因此担心这是否会出现告官的诉讼高潮。

　　对此，行政法学专家认为，《行政许可法》为公民维权提供三大方便条件：

　　首先，《行政许可法》明确了主体机关及许可机关的责任和义务，方便公民维权。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积极履行责任，就将构成失职，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

　　其次，《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一些过去没有明确的公民权利。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通过听证可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另一个是许可收回要求补偿的权力。

　　第三，《行政许可法》作出许多制度性的规定，为公民提起诉讼提供了诉讼的标准和输赢的标准。《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核发许可在２０天至３０天内作出决定。２０天是正常期限，如果时间不够，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０天。现在有了这个标准，明确了超过规定时间，当事人可以起诉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摘自《瞭望》）

宣教工作要实现四个拓宽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手段和形式上努力实现四个拓宽。

　　一是要在载体上拓宽。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好的宣教载体，因此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影、电脑以及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发挥电化教育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快捷新颖的特点。如利用手机发送廉政短信、利用媒体做廉政广告等，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手段和形式的广泛性和多样化。

　　二是要在教育对象上拓宽。可以在以往工作的墓础上，由以现职领导干部为主向后备干部延伸，由领导干部任期教育向岗前教育延伸；由领导干部本人向领导干部配偶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延伸，由对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向对有违纪苗头领导干部诫勉谈话延伸，通过这些延伸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三是要在内容上拓宽。现在上级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宣教工作的内容很多，但仅局限于这些还远远不够。完成这些任务只能算是完成了“规定动作”，还要有一些“自选动作”。“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同样重要，只有既做好“规定动作”，又做好“自选动作”，才能进一步增强宣教工作的特色和针对性。

　　四是要在手段上拓宽。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宣传教育手段需要不断改进。通过增强文化和情感方面的含量，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可有效增强宣传教育的艺术性和吸引力。（摘自《文摘报》）

李金华：投资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要审计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没有违反财经法规，但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问题，也是审计官员关注的重点。

　　审计署官方网站透露，李金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审计部门不仅要重视经济领域的损失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更要关注那些没有违反财经法规，但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问题。

　　谈起自己怎样看待公众对“审计风暴”的反馈，他说：“有的评价太高了，我李金华也是一名审计工作者，我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对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我是嫉恶如仇的。党和人民把我放在审计长的位置上，不能揭露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是对不起大家的。”

　　在李金华看来，“审计风暴”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些人暗箱操作，拿着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权力，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牟取私利，搞权钱交易。所以国家更加强调要依法行政，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建设法制政府。

　　他把巧立名目、通过关联交易侵蚀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甚至造成国有企业破产的行为，比喻为植物的“绞杀”。

　　李金华认为，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反映了宏观调控以及经济体制和法规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审计不仅要查处、揭露问题，还要就这些问题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分析存在的不足。

　辽宁鼓励干部辞职创办企业

    辽宁省将逐步推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实行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和引咎辞职等制度，加快建立干部正常退出机制。

　　日前，《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辽宁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正式出台。

　　据悉，辽宁还将根据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需要，鼓励机关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辞职领办或创办企业，鼓励机关事业心强、有开拓创新精神、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到辽西北地区工作。

　　有关专家指出，上述措施将拓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领域，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拓宽干部“下”的渠道。

　　同时，在党政人才的选拔任用上，辽宁将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注意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中，选拔熟悉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和调任制度，全面推行竞争上岗。机关部分特殊岗位探索试行聘用政府雇员的办法，面向国内外为省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招聘特殊的高层次人才。（摘自《中新网》）

拖欠税款要曝光

   日前，同家税务总局公布了《欠税公告办法（试行）》。从今年起，税务机关按期在办税场所或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公告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企业或单位欠税的，每季公告一次；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欠税的，每半年公告一次；走逃、失踪的纳税户以及其他经税务机关查无下落的非正常户欠税的，随时公告。税务总局负责人强调，欠税发生后，除公告外，税务机关应依法催缴并严格按日计算加收滞纳金，直至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清缴欠税。对于税务机关应公告不公告或者应上报不上报，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的，将按相关规定对责任人予以处理。（摘自《半岛都市报》）

　政务不公开引发矛盾多

 　时至今日，我国的政务公开并没有作为一项制度真正确立，各级政府的政务还远远谈不上公开。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公开“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建设、管理等情况”，但具体公开哪些“情况”却语焉不详，实际上还是无法可依。政务信息的不公开，造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内部以及社会上的议论不息，小道消息满天飞甚至谣言四起，人心不稳。许多腐败也正是在这种不见阳光、缺少监督的状态下滋生、蔓延、爆发。（摘自《市场报》）

组织部长、秘书长、反贪局长成为“高危人群”

   最近，中国的官场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组织部长、秘书长、反贪局长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就是一个典型的新动向。

　　这个新动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随着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公共权力不断向“三长”及其所在的单位和部门倾斜，权力的扩张使“三长”有了成为“高危人群”的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执政党必然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使得“三长”问题频频浮出水面，这恰恰表明了执政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向纵深发展，逼近制度和体制的深层面，开始了“刮骨疗毒”。（摘自《新周报》）

晚会泛滥折射文化腐败

    时下晚会泛滥成灾，几乎成了一张哪儿都可以贴的狗皮膏药——某地有个“西瓜节”，好，晚会庆祝；某地成功引进一批外资，好，晚会助兴；某地市政府乔迁新楼，好，还是晚会。其实，这些晚会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领导的政绩，属于主办单位的面子，属于导演和明星的钱包。华而不实，好大喜功，晚会成了公共财政流失的很大一个漏洞。据圈内人士透露，这种活动耗资一般在３００万至４００万元，多则达上千万元，其中约８０％用于支付明星们的出场费。对此，身为演员的陈佩斯说，晚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权钱交易的地方。据作家魏明伦说，文艺界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维护社会稳定要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着手

   解决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是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现在不稳定因素较多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生活困难的群体，一部分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四条：一是务必把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扶持困难群众的政策措施落实好；二是务必把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解决好；三是务必把管理和执法部门的利益驱动行为纠正好；四是要加强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的思想作风建设，并从制度上保证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确保不与民争利。这几条都是从源头上解决不稳定因素的基本措施。（摘自《半月谈》）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为官应算“三笔账”

   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六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省领导干部——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用权要讲官德，交往要讲原则，时刻以身作则，当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表率。面对各种诱惑，大家都应该算好“三笔账”。一是算一算“经济账”。现在领导干部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从工作考虑组织上还给予了许多必要的待遇。细算起来，奉献与得到相比，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如果贪赃枉法，锒铛入狱，值得吗？！二是算一算“法纪账”。领导干部在张口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说，在迈腿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去，在伸手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拿。千万不要以为吃一点、玩一下、拿一些没关系。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不管是谁，只要你犯罪，终究难逃法网。三是算一算“良心账”。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结果你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这怎么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家人？有的腐败分子即使侥幸隐藏一时，但做贼终究心虚，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摘自《调研与决策》）

审计机关应该隶属于人大

  　国家审计署掀起的“审计风暴”，揭露了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国家体育总局挪用奥运会专项资金等等。国务院通过审计长向全国人大自揭其短，此举说明了国务院的有关领导不护短，勇于正视问题，尊重人大权威。

　　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也应该看到审计工作也有体制之忧：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很大程度上审计工作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取决于有关行政首长对审计工作是否重视；同时，这样的审计体制，使得审计机关难以对同级政府进行更彻底的审计，从而使得有关权力机关难以更有效地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笔者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体现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审计机关应该作为人大的隶属机构，只有这样，审计机关才能更好地对人大通过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才能使人大的监督更彻底。（摘自《中国青年报》）

　非物质性利益也应被纳入贿赂犯罪的范围

   我国国内法律和党纪条规将贿赂犯罪或违纪的标的限定在财物的范围之内，至于非物质性利益则不包含在其内。在现实社会中，往往会有许多以非物质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但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得这部分行为成为党纪国法打击的盲点。即使造成极大的危害结果，也无法予以有效惩治。为防堵漏洞，应该从立法上将非物质性利益也纳入贿赂犯罪的标的范围。

　　现实生活中的贿赂犯罪大部分是以财物进行的，但不可否认，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贿赂的标的也呈现出多样化，如提职晋级、迁移户口、找工作、甚至于提供美色等等，只有从立法上适应了新的形势，才能更有效地打击这类腐败行为。（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