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煤矿企业死亡人数同比要下降３％，消灭死亡百人以上事故”。日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在回答记者的追问时表示：“即使我们的目标完全实现，也会有５０００个生命注定要因为矿难而离去，也会有几千个家庭支离破碎。”（《中国青年报》１月１８日）

　　５０００个鲜活的生命注定要在这新的一年里消失，５０００个幸福的家庭注定要在这新的一年里支离破碎。矿难残忍的“预约死亡”，难道真的不可逆转，是“注定”的吗？

　　应当说，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使煤矿企业死亡人数同比下降３％，需要有关部门做出很大的努力，对于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数字。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血淋淋的“预约死亡”名单，那些所谓的“客观”又有多少站得住脚的理由？

　　矿难“预约死亡”的背后，是亡者与煤炭暴利之间博弈的失败。据报道，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来看，国家煤矿的安全投入欠账大，仅国有重点煤矿，在安全工程、安全装备和安全设施方面欠账就达５００亿元左右。国有煤矿如此，那些以攫取最大利益为惟一目的的私有煤矿就更不用说了。去年以来，随着电煤的紧张，黑乎乎的煤炭，在一些人眼中无异于“黑金”。于是，外地有钱的投资者成了矿主；不合乎开采条件的煤矿一夜之间机声隆隆；被勒令停产的煤矿，打着检修的旗号，还在昼夜不停地生产。只要能挖到煤炭，管他什么安全措施，管他什么劳动保护。矿工的生命相对于投资者眼中煤炭的暴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者之间的博弈，最终以“预约死亡”的兑现而告终。矿主付出的是九牛之一毛的赔偿，矿工付出的却是自己珍贵的生命。

　　矿难“预约死亡”的背后，是生命权与生存权的让步。据统计，目前全国煤矿约２６万个，５０％左右是高瓦斯矿井，６０％～７０％的煤矿是在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的，全国５０％的小型煤矿是采用落后的开采方式进行开采的。

　　高瓦斯，复杂结构，再加上落后的开采方式，这些要素决定了，不发生矿难才是奇迹。但就是这样，矿工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开采？一个“穷”字就是全部答案。下井每天还有几十元的收入可以养家糊口，不下井，拿什么给老婆孩子生活？难怪在前不久陕西铜川发生的矿难中，明知道矿井下瓦斯超标，矿领导为了得到大笔年终奖，仍然以“不下井就下岗”威胁矿工，那些为了生存的矿工，不得不在生存面前低下头，从此走上不归路。

　　矿难“预约死亡”的背后，有关部门监管缺位更是难辞其咎。

　　“带血的煤炭”曾经唤醒我们的责任和良知，面对触目惊心的“预约死亡”名单，我们还能安心享用那些“带血的煤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