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征 

　　中国高官腐败呈现十大趋势

　　一、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

从纪检机关查处的情况来看，前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查处的高官腐败数量要远远大于1992年之后。但是从严重的腐败案件，也就是真正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甚至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

　　从涉案金额上说，20世纪90年代查处的案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更是有大幅度提高，查处腐败案件所直接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在迅速增加。这突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查处的一些案件的严重程度均远超过了以往。

　　二、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

　　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这表明，尽管1989年《两高通知》宣示了中央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在这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腐败的高发期。由此说明，只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而没有同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少腐败行为的目的。

　　三、20世纪80年代国家部委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成为腐败高发带

　　据统计，在1992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显著增加。

　　在1992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腐败，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在中央要求党政机关与所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之后，这种腐败现象在逐渐减少。但是，1992年之后，又有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谋取利益。如果说前一种腐败类型还是以单位腐败为主的话，后一种腐败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自身直接从中获利。

　　从地域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高官腐败的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平均案值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四、腐败窝案、串案在增多

　　早在1989年被发现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的受贿案就因涉案人员人数之广、层次之高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自那以后，全国纪检机关陆续揭露出了一批新的腐败窝案、串案，仅涉及省部级的就有多起。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窝案更是令人担忧。早在1996年，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正厅级）因受贿61万元被判死缓，此案涉及泰安原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等6人，当时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后又发现了多起地方主要党政领导集体腐败的窝案。腐败窝案的出现往往是“一把手腐败”的结果，一旦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有腐败行为，有可能整个领导班子都会受到腐蚀。

　　五、进入20世纪90年代，腐败潜伏期在变长

　　我们的研究发现，1992年以后高官腐败案发案时间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此相对应的，案件的潜伏期在增加。1980—1988年期间被发现的7起案件和1989—1992年期间被发现的9起案件，平均潜伏期分别只有1.43年和1.44年，基本上是立刻受到了查处；但是在1992年之后被发现的案件，腐败潜伏期不断增加，其中1993—1997年被发现的22起案件平均潜伏期为3.32年，1998—2002年期间被发现的16起案件平均潜伏期竟然达到了6.31年。

　　根据高官腐败案从被发现到宣布查处结果（包括宣判结果）的时间跨度来看，1992年之前的17件案例中，平均处理时间为0.41年，其中有11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而在1992年之后已经宣判的43件案件中，平均查处时间为1.88年，其中只有5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最长的达到了4年。从受到司法判处的情况来看，1992年之前的5起案件从被发现到被判处的平均时间跨度为1.2年；而1992年之后的26起案件的平均时间跨度为2.27年，增加了将近1倍。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所有的腐败高官案发时的职务与其开始进行腐败行为时的职务相同；而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有22名腐败高官在第一次进行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升了官。这说明中国的干部选拔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

　　六、高官腐败主要是案件牵连而被揭露

　　从高官腐败情况来看，主要还是通过案件牵连而被发现。在可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还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这一方面反映了现在对于高官的监督，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群众监督都还远远不够。

　　七、受贿已经成为高官腐败的主要罪名

　　受贿罪已经成为中国高官腐败的主要罪名。1980—1988年的8起案件中，有三起涉及受贿，占37.5%，案值都很少，其中一起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而另外两起分别受贿2万和1.2万元。1989-1992年的9起案件中，有4起涉及受贿罪，占44.4%，作案金额平均为2万元。而到了1993年之后，案例库中的47起案件中有37起有明显的受贿行为，占78.7%。此外，犯有贪污罪的有6人，占12.8%；犯有挪用罪的有3人，占6.4%；犯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有2人，占4.3%；其他罪名还有渎职、私设小金库、挥霍公款等。受贿金额巨大，但行贿人数很少的事实表明，大多数涉案的高官在作案手法上是比较谨慎的，得到的个人收益并不少，但减少了被发现的风险。

　　在行贿动机可以统计的24件案件中，主要行贿动机是行政干预，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方式联系项目、资金或贷款，人事调动，干扰行政执法等。其中工程项目招标和人事安排中的腐败尤为突出。

　　八、家人涉入腐败现象增多

　　家人在官员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腐败行为的情况很少。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

　　九、相当一部分腐败高官有生活作风问题

　　多起案例表明，“生活作风问题”往往成为官员跨出腐败的第一步，在我们案例库中收录的64名高官中，至少有14起涉及“生活作风问题”。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十、关于“59岁现象”

　　利用我们的案例库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59岁现象”似乎并不十分严重。相反，53岁以下的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为17人，超过了半数，占53.1%。

　　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57岁以上开始作案的案件相对比较集中，12件都发生在1987—1994年之间，其中1992—1993年之间就有6件，占50%。

过　程

　　中国反腐败的阶段划分（1978—2002年）

　　第一个阶段：1978—1988年

　　由于当时经济已经逐步向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推行“价格双轨制”；而政府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了大量的审批权力，这为部分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一些地方政府和军队开始通过所属企业涉足商业领域，倒卖批文、支持走私、利用引进设备等机会受贿等成为严重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受到查处的案件都与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点有关，总共8起案件中有4起与支持走私活动有关；l起是因为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收受外商贿赂而造成玩忽职守；1起涉及违规办理赴港证；还有1起涉及倒买倒卖。这段时间高官腐败案的涉案金额都不大，惩处也主要是以党纪、政纪处分为主，8起中有5起，占62.5%；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

　　第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主要靠教育为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警惕思想上受到享乐主义作风的侵蚀；同时，主要利用党纪、政纪对少数腐败分子进行及时、严厉的惩处，严肃党风。

　　第二个阶段：1989-1992年

　　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开展都具有政治运动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能够集中精力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就是虽然揪出了腐败分子，但并没有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使得腐败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1989年全国掀起了一波反腐败的高潮。这场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强调自查自纠，动员腐败分子自首坦白；另一方面纪检检察机关也加大了侦查力度，集中力量办理大案要案。

　　在各方努力之下，1989年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了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案件58926件，比上年增加2.64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875人，比上年增加3.51倍；地厅级干部70人，比上年增加16.5倍；省部级干部由无增加到2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了运动式打击腐败行为的特点。

　　第二个阶段反腐败的特征是，随着腐败的迅速蔓延，中共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危害。因此，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对部分罪行较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查处，办了一系列大案、要案。腐败分子不仅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严重者也将面对国法制裁。

　　第三个阶段：1993—2002年

　　这个时期案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案往往与大案联系在一起，例如因“沈太福案”被揭露的李效时，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揭露的王宝森、陈希同、周冠五，因“远华案”被揭露的李纪周、石兆彬，因“康赛案”被揭露的徐鹏航、吴文英等，这些案件所涉及的案值与20世纪80年代想比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因为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二是一些地区出现了集体腐败的现象，例如海南（辛业江、韦泽芳、孟庆平）、广西（成克杰、徐炳松、李恩潮）、北京（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沈阳（慕绥新）等。三是腐败官员家人涉及腐败行为的案件增多，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参与赌博等行为的也不少，甚至还有借佛敛财的，表现为道德的严重堕落，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从源头治理”的新思路，注重从制度建设和预防的角度来反腐败，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从理论上说，应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腐败的高发期。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段时间经济转型带来了大量的腐败机会，出现了党政军机关经商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政府官员腐败动机在增强；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严厉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没有消除腐败滋生的制度环境，使得出现了“前腐后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