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政绩观之一：“数字”出官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时，亲自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的计划，而阜阳市政府2001的报告显示，实际情况仅为年均增长4%左右。据统计，1995年—1999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计划”没有实现，但王怀忠本人却步步高升。

    错误政绩观之二：工程“献礼”

    宁夏回族自治区移民吊庄闽宁镇原本是扶贫济困的移民建设项目，由于镇领导先后两次搞“献礼”，镇政府背上了700多万元的沉重债务。为此，该镇挪用上级政府部门安排的专项扶贫款，甚至还挪用了部分群众200多万元的建房集资款。全镇有上万群众连饮水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该镇却挪用水利工程款30万元用于办公大楼建设。

    错误政绩观之三：“一哄而上”

    山西绛县1999年底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确定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后，绛县县委、政府接连下发文件，动员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科技综合示范园区建设，全县范围“县级班子包项目，局级单位建园区，村级干部搞样板，人人投身搞示范”。县城建局120名职工在工资被断断续续拖欠5个月的情况下，每人被迫凑足1000元，集资创建了3个高水准芦荟大棚。全县100多个单位都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各自的示范园区。最终农民没有致富，全县“谈科技色变”。

    错误政绩观之四：借债开发

    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从1994年起，脱离实际盲目上项目。镇政府先后办起了八大公司，连上几个大项目，将城镇框架拉大到2.5平方公里，大建高档次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大举措债办企业、搞开发，欠下1亿多元“政绩债”。据镇政府测算，豫灵镇目前每年只能挤出近百万元还债，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错误政绩观之五：贪大求洋

    安徽省五河县实施青年圩文化休闲广场项目，拆迁体育场及周边191户居民、25家单位，占地约5.6公顷，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声称“建成后将成为皖北地区乃至安徽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而实际上五河县财政非常困难，农业多次受灾，许多拆迁户由于补偿太低生活没有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