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制度开国内先河:放纵子女违法应引咎辞职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将在近期召开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提交审议,这一《条例草案》明确将引咎辞职制度和免职制度列入,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据悉,《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已经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况包括:违反条例规定,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引咎辞职的。对一些国企“蛀虫”,《条例草案》明确:国企领导者如果有擅自对外借出资金、贷款或贷款担保、擅自决定人员安置和经济补偿方案、夸大或少报经营利润、违反规定发放规定外的补贴和奖金等行为,都将被免职。
《条例草案》还规定了新闻媒体有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对媒体揭露的问题,主管部门应当在7日内进行全面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对不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条例草案》规定:将由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监督机关或主管部门将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据《改革与党风》
何谓“苗头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当“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那么,什么可算作是“苗头性问题”呢?
一个领导干部“口碑”极差时 当群众的利益受到当官的损害而又无可奈何、无处申诉时,往往就用“顺口溜”来表达,用“外号”来反映。譬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还在阜阳市任职时,当地就有这样一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
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富朋友”、没有“穷朋友”,整天只是围着“款爷”转时 云南巨贪李嘉廷在事发之前的“朋友”都是“款爷”,所以昆明一位老板为此断言:“我用脑袋担保李嘉廷早晚会出事。他经常来‘海鲜街’吃饭,都是由老板们买单。那些老板是什么人,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我最清楚。他们是从来不白花一分钱的。”
一个领导干部的周围经常有漂亮的、时髦的女郎出入时 许多贪官的犯罪正是从生活作风堕落开始的。
“苗头性问题”不只上述几条。发现“苗头性问题”并不太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据《学习时报》
我国最早的色情贿赂案
据史籍记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贪官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代理司寇、代理司马羊舌鲋。
羊舌鲋是一个贪求财货的人,谋得代理司寇的职位后,即利用手中的刑狱大权贪赃索贿、徇私枉法。一次,羊舌鲋受命处理一桩诉讼多年未决的土地纠纷案,当事人是晋国两个很有地位的人物——邢侯和雍子。邢侯的封地和雍子的封地毗连,封地的界限没有严格划分,雍子扩大边界侵占了邢侯的封地,因此纠纷不断。案子诉讼到晋国当政的韩宣子面前,韩宣子知道这起纠纷是因雍子贪婪而起,但见他们皆有功于晋国,因此难以决断,便将此案交给了羊舌鲋。
羊舌鲋接手办理这桩公案的时候,雍子获得消息,抢先贿赂,将女儿送给羊舌鲋为妾。羊舌鲋得到雍子的女儿,便不问是非曲直,宣判雍子无罪、邢侯有罪,强行把雍子的封地扩大了。羊舌鲋手握刑狱大权,作出了颠倒是非的判决,并坚持错判。邢侯贵为诸侯,受不了这冤枉气,一怒之下杀了羊舌鲋,也杀了雍子。之后,邢侯依律被斩。
贪色也是古代贪官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本质特征之一。春秋时期,官吏利用权力攫取美色,如同攫取钱财一样,被视为“贪”,并以罪论处。羊舌鲋纳雍子之女为妾,徇情卖法,任意践踏刑律,被晋国论律定为“墨”罪(当时“贪污纳贿,败坏职守”为“墨”)。羊舌鲋死后被曝尸于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贪墨之官。(侯海涛)
雍正帝倡廉惩贪
雍正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反复强调,官吏的操守如何,是治国的根本,“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为此,他大力提倡“廉洁爱民,奉公尽职”。
雍正强调廉政,是针对康熙王朝后期官场的种种弊端而发的。康熙晚年由于实行仁政,政宽事省,吏治败坏,尤其是上下贪污纳贿成风,致使钱粮短缺,府库空虚。
雍正登基之初,即雷厉风行地接连颁发11道诏令,严谕内外大小臣民,“奉公洁己勤于职守”,“察吏安民,惩贪除暴,不避嫌怨”。并命户部下达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经过清查,不少部门短缺钱粮,如户部亏空库银250万两,雍正即责令由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吏员赔偿150万两,其余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偿清。在清查中牵涉到一些贵族和高级官员,雍正毫不宽容,一律“破产还债”。履郡王允 掌管内务事务,内务府亏空要由人赔偿,王允 补不够,只好将家中器皿摆上大街出卖,赔足亏空。另有一官员被查应赔银两,付数万仍未补足,后家产破抄。为防贪官转移、隐藏赃物,尽数追回钱财,采取官衙和原籍同时抄检办法,这样贪官一经被揭发,不仅要清退赃银,还要赔上老本,倾家荡产。
对清廉刚正的官员,雍正帝则大力保护和重用。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廉洁著称,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员,这些人串通告状。雍正指出: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乃刚正之人,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他亲书“公勤廉干”匾额一方赐之。
在雍正大力整饬下,官员中廉洁奉公者提升重用,贪利忘义者革职严惩,吏治为之一新,为“康乾盛世”的承先启后提供了政治保障。(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