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鼓励资本进来、人口出去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提出，地区差异是综合性问题，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规模差距很难消除。但可以借助资本和劳动力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对流”等途径，尽量消除居民收入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

　　他认为，西部地区要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首先要从体制方面迎头赶上；此外，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交通是否便利、区位差异等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便凸显出来，因此要注重改善交通设施状况；西部的资本缺乏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西部开发还应考虑在吸引外部投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鼓励资本进来、人口出去。

　　林毅夫：应大力发掘比较优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强调，必须对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有深刻理解，不能仅仅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进行跟随和模仿，而要发掘出具备自身特有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提高要素禀赋，即人均资本比例。而要更快速地提高要素禀赋，必须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西部的经济发展应立足于充分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其前提是市场有充分的竞争，所以政府要消除垄断，提供市场发展的必备环境。他还提出，陕西在人力资本、农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譬如有大量科技人才、果业的基础不错等。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副校长洪银兴在演讲中提出：考虑到目前生产要素可全球流动、资本可替代劳动、高素质劳动可弥补数量匮乏等实情，劳动密集型产品已不具备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只有创造不依赖于天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在管理和技术领先但劳动力价格低廉基础上的低成本优势，才能将此转化为竞争优势。

　　张维迎：诚信也是生产力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的观点颇有新意，他提出信任度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信任度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增长。

　　张维迎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任度高低，与企业的扩张速度、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外部资本的进入情况正相关，而与私营企业的规模负相关。他据此分析说，高信任度可节省人际交往成本，反之会增加“暗箱操作”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他的调查表明：对全国各地居民的诚信度评价，上海、北京、江苏等地排在前列，恰好是经济发达地区；陕西的排名在１５位。张维迎认为，建设诚信的首要前提是保护产权，需要经过由政策、法律保障到生成文化预期的过程；此外还有发展大量的中介机构、兴办教育等措施。

　　陈自芳：以产业升级解决就业

　　我省再就业工作会议传出的消息表明，目前我省就业、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浙江省委党校陈自芳教授提出以产业升级解决就业瓶颈的观点，当有值得借鉴之处。

　　陈自芳分析说，就业压力对产业升级构成明显制约，主要体现在：造成多数传统产业过度进入，为解决就业创立的低层次企业和产品，对高层次企业和产品构成强大的价格竞争，制约了产业升级；在具体产业内部，新的技术往往会导致大量劳动力下岗，解决就业无疑会限制新技术的采用；其结果是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输入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以高层次市场换取低层次市场，直接影响到高层次需求对高层次产业的拉动效果。

　　他的建议是：从长期发展着眼，应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效率为主导，走“科技——规模化”之路，既能提高产业的整体水平，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政府有能力对失业和低收入者给予较多的社会保障；此外，通过发展医疗保健、家政服务、环境保护等服务行业以提供更多的新兴就业岗位；调整教育和培训机制以产生更多的高层次人才、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等，不仅扩展了他们自身的就业渠道，并给更广泛的人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双赢”。

　　张韶华、王锐：发行西部债券筹资

　　就筹集西部建设所需资金问题，来自西安交大和西北大学的博士生张韶华和王锐提出：发行西部开发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资金，多源于财政预算、专项基金、国内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土地和公用设施使用权的出让所得等多种途径。两位博士生认为，这样做有诸多不便之处：即缺乏直接融资手段，过度依赖借款导致融资结构失衡，融资风险加大；又因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体制的分散，缺少相应的偿还机制和决策失误的责任机制，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和债务危机隐患。

　　他们分析，尽管《预算法》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迫于现实所需，许多变通措施已经出现。譬如，１９９８年中央财政发行的１０００亿元专项国债资金中，有５００亿元转贷给地方，１９９９年中央财政又安排３００亿元转贷给地方，这实际上都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两位博士生预计，西部大开发需要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渠道，如允许发行西部开发政府债券并给予必要的利息和税制优惠，西部开发政府债券将备受投资者的追捧，西部地区就能从资本市场募集到源源不断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