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西部开发要想吸引资金、人才，尤其是吸引民营企业，就要让西部有利可图。要给西部一种政策，让西部能够做东部做不了的事情。第一，现在不允许外国在中国办大学，可以到西部去办，这样外国人都愿意去了，东部的学生也愿意考到西部去；第二，现在私人不能办银行，可以允许西部兴办民营银行；第三，许多民营中小企业都搞农业开发，承包了许多荒山土地，东部土地承包３０年为期，西部可以放长到１００年；第四，东部个人所得要征所得税，为调动人才流动积极性，西部可以把这个税免掉。

世界形势处于临界状态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日前表示，当今世界正处在某种临界状态，每一个地区和企业都应该对这种新形势有清醒认识。周光召说，信息的快速流通，将产生长距离的非线性强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下，系统可能进入某种临界状态，既能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也容易发生突发性事件，走向混沌。过去一年，“９•１１事件”迅速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最近，美国一些大公司的金融丑闻再一次破坏了全世界投资者的信心，延缓了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每一个对外开放的单位、企业、部门和地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有可能通过结构调整、体制和科技创新实现蓬勃发展，又有可能迅速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实现哪种可能，关键在于内因，在于正确的决策和优势条件的运用，主要是知识、人才和基础设施的积累。周光召提醒大家注意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及时调整决策。

美国如何搞通信窃听 

　　２０００年欧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的一个代号“梯队”的全球电子监听侦测网络系统一直在窃取世界各国的情报。“梯队”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设置了数十个大型地面接收站，动用了１２０颗卫星，截获卫星通信信息。整个系统在美国和英国设置两个数据中心，大量截获人们使用电话、手机、传真机和计算机等通信工具传输的信息。一旦交谈中出现某些其“感兴趣的”关键词，这些电子“大耳朵”就会把通话自动记录，然后将重要部分交给情报人员深入分析。据说，“梯队”计算机每天要“过滤”大量的国际移动通信数据。

　　除了“梯队”之外，天上还有一些专门监听手机的电子侦察卫星，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专用的静止轨道电子侦察卫星“猎户座”，定点在西太平洋上空，２４小时不间断地侦收亚洲国家的通信信号，提供政治、军事等信息，其数据比侦察图片的价值还高。而最新一代电子侦察卫星更是集通信情报和电子情报侦察于一身，截获无线电和移动电话通讯，对电磁信号进行监控，并将它们发到地面监听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监听站再把电磁波信号传送到美国的巨型计算机上，以供分析。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就运用了这种电子侦察卫星来搜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信息。由于害怕遭窃听，据说本•拉登一直不用手机。

个人护照、身份证、驾驶证号码将三证合一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司长张新泽日前透露，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十多个部委参加的“全国企业与个人信用专题小组”，近期已完成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报告《企业与个人信用体系》。该报告在征求各方的意见后，将交由国务院审批。张新泽表示，方案一旦经国务院通过并试行结束后，将以法规形式颁布实施。目前，国家各部委正在为筹建工作积极准备：公安部准备出台新的居民身份证制度，未来居民的个人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驾驶证号码将实现三证合一；税务部门酝酿与各大银行联网建设“银税工程”。按照这个方案，政府将不再垄断信用评级，仅仅提供原始数据，交由专门机构进行信用评定。

行政审批改革开始动真格 

　　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脸难看，门难进”，是许多人在与政府机关打交道时都有的一种直接感受。普通公民要办一个手续，企业要申请一个执照，某单位要争取一个项目，不跑上一二十个行政部门，盖上一二十个公章，不拖个一年半载，是办不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行政工作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弱化了竞争力。

　　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不仅束缚企业手脚，妨碍市场公平，降低经济效率，还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因为“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好多犯错误的源头往往出在审批上。

　　现在，我们终于高兴地看到，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许可法草案明确规定，原则上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且，除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利益以及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事项外，其他事项不得设立行政许可。

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

　　 一些专家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机场建设热提出了质问。珠江三角洲机场已十分密集，但域内某市仍要建机场，理由是他们有钱；乐山距成都仅百余公里，乐山还要建机场；长春与吉林两市已分别建有机场，两城市间还要另建机场，等等。但许多已建机场效益极差，年旅客吞吐量极小，芜湖机场３８００人，阜阳机场６０００人……这些投资上亿元的机场，状况较好的每天也只始发旅客十几人，盲目投资造成的浪费令人吃惊。有专家提出，应该追究有关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责任。我们对贪污腐败可谓痛心疾首，并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惩治，但对于由长官意志所造成的决策性浪费，却还没有足够的警醒。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决策性浪费是最大浪费。决策效能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端正各级决策者的工作作风。比如可以建立决策浪费责任追究制，使之成为与政府所推行的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廉政责任追究制等同等重要的制度。这时，就能迫使那些以往习惯于草率拍板、玩忽职守的决策者，不能不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

人事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三大步 

　　根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规定，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十五”期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为重点，以为“十五”规划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人事制度改革将大致经历这样三大步：

　　第一步：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重在通过竞争而上——以“能上”治标；

　　第二步：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转到通过竞争而下——以“能下”治本；

　　第三步：２００５年，基本实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以“能上能下”实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以治本为主，保证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解决“三农”问题应着眼于农业之外

　　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对农业的过分重视。他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人”。美国农民占３％，却有９７％的人在吃他们的产品。他认为，年年增产不增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发展农业带来的农产品过剩。因此他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农业以外的其它方面，才能提高农民收入。白求恩是谁介绍到中国来的 １９３６年９月，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广泛联合国际进步人士支持国内抗战，自筹经费先后奔走香港、法国、荷兰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恰巧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也应邀参加晚宴。

　　当时，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他曾在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时，跟随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过伤员。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陶行知先生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白求恩大夫被陶行知的满腔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他毫不犹豫地向陶行知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陶行知听后十分感动，连忙说：“谢谢!谢谢!”

　　白求恩从美国返回加拿大后，立即按与陶行知先生的约定展开工作，很快组建了一支医疗队。１９３８年３月末，他率医疗队不远万里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便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白求恩大夫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中国的抗日军民服务，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