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帆布包，说实话，值不了几个钱，帆布包已经很旧，周边起了毛，颜色已很模糊，就是撂在大街上，未必会有人弯腰捡起来。这个帆布包是省高院纪检组给同志们配发的，出差时供同志们装洗漱用品和材料。就是这个帆布包，映现着纪检组前任组长刘展骥的人格品行。退休以后，刘展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临走那天，他将帆布包叠好放在了办公桌上，旁边，搁着他使用过的一个计算器。自己的一些书籍和学习材料没有东西装，他就用一根塑料绳子捆扎好，提着下了楼。有人在楼梯上碰见了刘展骥，对他说，老刘，你用包儿把它背回去，这样提着，多累赘。刘展骥淡然一笑：包儿是公家的，我不能拿。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贪权贪财贪色就是从小事上惯坏的，他必须把好这个关。有一次，他和齐士树去韩城办案，临走时，韩城的同志给每人送了两包花椒，刘展骥坚决不要，韩城的同志难为情了。刘展骥一看这样，就对齐士树说，你问一问，一包多少钱，咱把钱付了。最后他们付了钱，而送给司机的那两包，齐士树替司机垫上了。他出去办案，给同志们定下了一条硬杠子，每顿只用四个菜，二荤二素，多余的菜即使端上饭桌，也要叫服务员退下去。他去一个市上检查工作，下面的同志给他准备了一桌酒席，等候他就餐。谁料，他谈完工作却在街道上的小吃摊前吃了些小吃。不是他做样子给别人看，他的廉洁、节俭、敬业是骨子里的，是随着血液一块儿流动的。他用他的言行影响着纪检组一班人，纪检组的同志们从他的身上领悟到什么叫“老布尔什维克”。

　　刘展骥是这样，现任组长王敬飞同样如此。

　　作为一名院级领导，王敬飞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法官、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不讲阔气，不贪图享受。他常给纪检组的干部说，一个人一天就吃两碗饭，晚上只睡那么三尺宽的地方，何必那么贪呢？他确实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１９９８年，省高院给王敬飞分了一套房子，因为是广厦工程，挺便宜的，只有１０万元。可是，王敬飞的老伴死活不要，为此，王敬飞和老伴还闹了矛盾。其实，不要的原因很简单：经济拮据。尽管他们的住房不宽裕，尽管他们打内心里希望有一套房子住，可是，钱是硬头货。干了一辈子，干到了副厅级的位置上，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这叫一些局外人看来，大概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这却是铁的事实。虽然王敬飞后来还是买了房，据王敬飞的一位战友讲，王敬飞为装修房子借了许多债。他的父亲去世了，省高院的同志们到他的老家一看，家园是土墙土房，旧门破窗户，整个院落是一副“解放前”的模样。高院的人无不惊叹：他的父亲竟住在如此寒碜的院落中！

　　廉洁，是省高院纪检组一班人的“共性”。监察室主任齐士树在部队时就是正团级，他转业时租用简小二楼顶层一间房。西安的酷热难耐，他想在顶层搞一层防晒层以挡直扑下来的热浪。恰巧，单位有一些拆下来的旧石棉瓦。孙劲惠便派人将旧石棉瓦给他拉到了楼房跟前。他非要孙劲惠给他报个价不可。就这旧东西，能值几个钱呢？孙劲惠不知道该让他出多少钱，叫他先使用。他说，不交款坚决不使用。他宁可不搞隔离层，也不白白地使用人家的东西。这些旧石棉瓦终究没有上他的楼房 。

　　齐士树不仅仅具有廉洁的品性，他把复杂的生活也简单化了。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从不参加吃请，不到热闹场合去。他的人生信条是：寂寞为乐，工作为乐。

　　领导干部是这样，一般干部也是这样。

　　案件组的孙劲惠是从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位置上来到纪检组的一位老同志。有一次，洋县法院的一位同志到省高院时，顺便给老孙带了一包茶叶、一包木耳、一包香菇，这些土特产值不了多少钱，可是老孙坚决不要，硬是让这个同志带走了。后来，老孙和别人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不能无缘无故地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他觉得，无缘无故地拿别人的东西，情感上接受不了，心理上也接受不了。有些人就是先接受小东西，后接受贵重物品，以至最后难以自拔的。老孙觉得作为一名纪检干部，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灵上的纯洁，精神上的高贵。

坦然人尴尬事

　　这是在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省高院的院级领导给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们拜晚年。室外寒气袭人，室内春意盎然。省高院的领导们和各位法官干警一一握手问候。王敬飞很坦然地将手伸向了站在他面前的一个审判员，这个审判员用冷漠的目光对王敬飞一扫视，不但没伸手，反而回身走了。这尴尬的一幕没有逃过在场任何人的目光，这个审判员的不近人情已使一些人十分愤慨。当然，大家也都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去伤害王敬飞的自尊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是王敬飞一丝不苟，按纪检纪律给这个接受了当事人吃请的审判员以警告处分。

　　还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有一次，王敬飞去菜市上买菜，也是省高院的一个干部 ，当着菜市上的那么多人对王敬飞出言不逊，责难王敬飞给了他纪律处分。菜市上的人们即刻围拢了过来。也许，因为人们不明真相 ；也许，有人误以为质问者是个弱者值得同情，所以没有人替王敬飞解围，没有人替他说话。那一次，王敬飞确实被深深地“ 刺 ”了一下。说他心里不痛是假的 ，他为党风的不正而痛心，为有些同志乃至一些害群之马的品质低下而痛心，为自己的无辜受伤害而痛心。揉揉心口，摸摸伤痛，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几年来，不护短 ，不遮丑，动真的，来实的，旗帜鲜明地查处违法违纪案件。２００１年 ，全国法院系统处理违纪违法干部９７０多名 ，而陕西省高院处理了８１人，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实践证明，不是陕西的腐败分子多，而是省高院纪检组一班人在为塑造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老老实实地干工作，不论是哪一级法院，不论是什么职务，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只要触及了法律，都要坚决查处。

　　每当面对自己的下属，每当面对院内那些今天不见明天就要见的干部，每当感情和理性的天平发生摇摆时，王敬飞心里只有一个标尺：法不容情。当省高院经济审判庭第一庭的庭长、副庭长和一名审判员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案被告发后，王敬飞和院党组一班人态度十分明确：坚决查处，一查到底。纪检组的同志们个个心胆气正，展开了调查，使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用孙劲惠的话说，每当这时候，纪检组的同志们都不怕得罪人，都能撕下脸皮。院内一名法官的妻子举报丈夫有违纪问题。纪检组分派负责案件的张荣春和孙劲惠找这个法官谈话。进门前，老张和老孙见了这个法官还是哥们弟兄、嘻嘻哈哈的。一旦进入工作状态，这两位老纪检便十分严肃，一身凛然之气，使这个法官于一刹那间觉得，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两个面孔熟悉的同行而是党的纪律，是如山的法律。他如实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等待组织处理。

透支激情　透支生命

　　我是在省第二人民医院４楼的病房里采访王敬飞的。他做完眼科手术只有８天。医生叮咛他躺着不要活动。他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自己，半坐起来了。老伴劝了他几次，他才躺着和我交谈。说他为了工作而贴上了一双眼睛，一点儿也不夸张。长时期的熬夜写材料、备课、著书，使他的眼睛大受损伤。２００１年４月份，要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上的报告要三天时间拿出来，于是，他就连夜奋战。那天晚上，他写着写着，突然眼前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被惊吓不小，以为失明了，到了医院一检查，方知由于眼睛太疲劳，眼底血管痉挛，导致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一次，本该要住院治疗的，他却没有，只点了一些眼药水，吃了些药，眼睛稍微好一些，又投入了工作。这一年多来，连续间断性失明了几次，他都没有住院治疗。他太忙了，整天忙于工作，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这一次，不仅眼睛红肿失明，而且周身不适，加之他还有糖尿病，实在不能工作了，才住进了医院。

　　王敬飞也是一个老战士，在青藏高原零下３０度的冰天雪地里滚爬过，在基层法院干过１０年。从普通一员干到了副教授；从普通法官干到了二级高级法官。他把他的激情、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全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每到一地，他就给基层的干部讲法律，讲纪检工作。２００１年他到眉县检查工作完后给法院里的同志讲课，一直讲到晚上快８点，基层的同志还要他继续讲。讲完课，他到了宝鸡已是９点多，他和同行的同志在街道上的小摊点上吃了晚饭，才住下来。几十年来，他晚上十二点以前从来没有休息过，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正如纪检组的其他干部所讲，王组长到了纪检组，省高院纪检组的工作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对于纪检工作，他每年都有新提法新点子。他提出，省高院的纪检工作必须针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开展；他提出的以事后监督为主与事中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逐渐被审判员们所认识。这种监督机制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而且使审判员犯错误的概率大大减少了。

　　王敬飞一再强调，他们这一班人的素质好，修养好，人品好，要多写他的同志们，多弘扬他们的精神。确实是这样，连续四五天的采访，我对这一班人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综合组的张小纲是省高院纪检组的一支笔，纪检组的大部分材料是从他手底下经过的。他本来是医科大学毕业的一位高材生，是做司法鉴定的一位优秀医生。他自觉到纪检组来担负起了写材料工作。也许他觉得，玩弄笔杆子是他梦想的一部分，因此，他乐此不疲。他写过的材料原件堆起来有半人高。黑夜是他的白天，伏案写作是他的趣味。春节那七天假里，多少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中，而他却和他的稿纸他的笔杆子一起过春节。在那七天里，他要把每个地市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合同写好，抄整齐，再打印出来，不然，收了假上班，各地市等着和省高院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呢。

　　张小纲还负责省高院纪检组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在采访他那天，就不断有人找他申诉。他对每一位前来告状的农民、工人、市民或者干部、教师都耐心询问，能自己解决的，当即解决。张小纲拿出了两副用毛笔写的横幅叫我看，书写横幅的这个农民准备在人代会期间去省政府申诉。张小纲了解到情况后，采取很温和的方式使激愤的农民稳定了情绪，放弃了过激的做法，维护了安定团结。

　　去年立了二等功的张晓青言语并不多。他也算得上纪检组的台柱子。２００１年，他接手“陕西六名法官受贿”一案的查处，这是一起诬告案，也是一件比较复杂比较微妙的案件；这个案件是从中央到地方不少人的关注点。因此，使这个案件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关系重大。张晓青接手这个案件以后便日夜奔波，一会儿是东郊，一会儿是西郊；跑了大连，跑北京。事后，纪检组的同志们才知道，就在张晓青查办案件期间，他的父亲患食道癌住到了医院。张晓青根本顾不上照顾父亲以尽孝道。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上午，张晓青买好了下午去汉中查案的车票，中午到医院看望父亲时，父亲已是弥留之际，昏迷不醒，不到一刻就过世了。

　　有段时期，纪检组暂时借住在某个宾馆办公，说是宾馆，条件却很简陋，没有台灯，顶灯光线暗。齐士树无法写材料，就到卫生间去，伏在冰凉的大理石板上，从下午写到了凌晨４点多，才完成了材料。多少年来，他经常这样加班加点。院里几次安排他去疗养，他都没有去。他的心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身体是什么，他似乎很少想过。

　　正如我在一篇散文里所说的，这是一个透支的年代，有些人拼命地透支权力，有些人疯狂地透支金钱和美色，而省高院纪检组的这一班人为了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利益，透支的是自己饱满的激情和有限的生命。

　“免检产品”及其它

　　按照高院的财务制度，任何一个人去财务处报账，所有的报账单据，账务人员都要一张一张地审。而张荣春去报账，把报账单拿出来，财务处的工作人员一张也不看。张荣春问他们是咋回事。财务处的工作人员不无戏谑地说，你是“免检产品”，我们不看了。虽然这是一件小事，虽然财务处的同志是半开玩笑地说，从中却不难看出，在财务处同志们的心中，张荣春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是让人一百个放心的人，他绝不会多报一分钱的。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不要说把人格拔得多高，要做到使人人放心，真是不容易啊！从采访中我知道，不仅是张荣春一个，省高院纪检组的全体同志都是“免检产品”。他们的人格修养、工作能力是多次经过上级党组织和人民检验之后，才领发了“合格证”的，他们是党和人民足以放心的纪检干部。

　　蒲城县有人举报，县法院的一位副院长“包二奶”弃原配，违法办案。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纪检组派孙劲惠去查处。老孙到了渭南市，和渭南的同志组成了专案组，进行查处。他向蒲城跑了一次又一次，将当事人叫来一个一个地问，多方走访、多方取证，抱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宗旨，认真办案。结果，具有刺激意味的所谓“包二奶”案真相大白了。

　　陕西省高院六名法官受贿案，在全国法院系统来说，都是一件震动很大的案件，而且，这起案子牵扯到了人民日报社，案中还有案。王敬飞接到此案后，认真分析案情，进行查处。这个案子的一方是高院内部的干部，一方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人物”。因此，要查清这个案子没有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是不行的。纪检组的领导和案件组的同志们凭着满腔热情和认真机智，日夜奔走，抓住关键人物不放，采取政策攻心；面对各种“拦路虎”，丝毫不畏怯，将案子弄得清清楚楚，给六名法官洗清了不明之冤，还法律以公正。

　　省高院纪检组一班人之所以能“免检”，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省高院党组和３２０多名干部的检验，得到了全省下级法院的检验，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检验，得到了省人大、省纪委的检验，他们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