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CPI)指数和行贿(BPI)指数
透明国际组织成立于1993年,总部设在德国柏林,至今已在全球近100个国家先后建立起分支机构。其宗旨主要是通过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反贪机构之间的联系,制定并推行反腐败计划,遏制各国政府和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腐败行为。自1995年以来,每年均发表一份年度指数报告,并以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清廉指数排名的各种主要调查资料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机构改革与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编辑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的原始数据,这一突出政治风险管理指标涵盖全球148个国家的数据;美国哈佛大学管理与发展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包括近50个国家的各种数据;全球风险服务公司编辑的包括105个国家的评估数据;商业国际组织80年代早期的数据样本,等等。
由兰伯斯多夫教授编制的透明国际组织调查样本,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试图建立起一种衡量各个国家腐败的计量指标,换言之,就是将各国政府和公司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这一被称之为CPI指数的数据样本,是以“问卷调查”方式编制出来的。调查的对象是所选定的商界人士、风险分析师和一般民众针对贪污腐败的情况的个人经验与感受;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在公共领域的不正当行为(如行贿或腐败);腐败的程度;在公共和私有商业活动中腐败涉及的范围和数量;估计由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各级政府索要特殊和非法报偿的可能性;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程度;政治家、官员、警察和法官腐败的案例;与进出口许可证、商业营业执照、税款后数额等非正常额外支出频率,等等。指数大约覆盖10个不同领域的调查的加权平均,数字按最腐败的0级到最不腐败的10级排列。
1997年在以49个样本国家的调查排序中,世界最清廉的国家前五名依次是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和加拿大;最腐败的国家后五名依次是尼日利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此次调查中首次增添了各国民众对本国腐败问题的看法,其目的在于减少指数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偏见。1999 年公布的87个国家的CPI指数,丹麦获得10分,即完全廉洁,非洲的喀麦隆为1.5分,属最腐败的国家。行贿指数是透明国际组织专门评比全球19个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企业在海外的行贿情况,主要根据进口商的感受做出评判并委托盖洛普国际机构在14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指数的等级与清廉指数的等级相同。清廉指数与行贿指数就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各国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的排名,后者是国际间行贿国家的排名。
此外,透明国际组织还经常在□国防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建军军事交通学院宇杰 世界各地组织一些活动和赞助出版由学者编写的有关反腐败资料丛书,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有关市民社会和新闻媒体在反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立法、司法和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其目的是强化监督的作用,保护检举者,提高采购系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自治,等等问题。透明国际组织在《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一文中坦承,随着腐败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法律强制执行机构侦查和揭发腐败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改进反腐败措施和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CC)指数
1995年,随着沃尔芬森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以后,与以往世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很少注重腐败不同,腐败问题被格外重视。沃尔芬森认为,腐败癌症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腐败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应该被金融界所关注。1997年世行发表了一份名为“帮助各国与腐败作斗争”的政策声明,并制定了一项全面的计划,其中包括有力的监控措施,以防人们为得到世行资助的项目而行贿,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援助,以促进改革。世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里,首次列举了与腐败控制指数有关的四个因素。它们分别是政策扭曲指数,黑市外汇率溢价越大,腐败就更为严重;司法可预见性指数,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在政府体制对行贿几乎不加遏制的国家,腐败将是严重的;公务员工资占制造业工人工资的比率指标,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招聘指数,认为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能减少腐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都效仿了世行的做法,对它们资助的项目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控措施。其奋斗目标不是要把援助项目从受援国的腐败环境或是在某些国际商业领域已成为定式的贿赂中抽身出来,而是要同有关国家精诚合作,共同制定一个总体规划,对那些明显不能有效利用国际援助的国家,国际组织要勇于断然终止对它们的援助。沃尔芬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2001年年会上指出:“贪污腐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恶劣影响众所公认,所有国家都必须正视贪污腐败问题,我们需要对付贪污腐化这一毒瘤。”
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又称贿赂和回扣指数,是由哈佛大学管理与发展研究所策划,由世界经济论坛资助的旨在评估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数据的项目调查。与透明国际组织的CPI指数和世行的CC指数不同的是,GCR指标的调查对象主要是自1996年后每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著名公司的董事长(CEO),具体涉及到包括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主的成员公司中的58个国家的2381个大公司的高级专家和顾问。调查的主要指标及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出口和进口许可、商业许可、交易控制、税收评估、警方保护或贷款申请相联系的额外支付,等等。用数字1到7来评价腐败的水平。
美国学者萨克和哈桑在题为《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一个来自跨国公司分析的证据》一文中指出:“一位有权势的政府部长也许没有直接受贿而为家乡批建一个并不适合的项目,这种自由行使权力的结果导致公共投资的不利增长,这种情况的滋长往往会使经济增长减缓和投资减少。腐败的最终事实是增加了公共投资,但却降低了投资效率。”调查发现,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而在较廉洁的国家中,投资的比例则超过21%。世行估计,全世界每年贿赂款可达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
世行出版的《管理与发展》丛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腐败对于行政工作效率及政治、经济发展毒害性极大,通常有毁灭性的影响。”反腐败必须在各个阵线上展开,以减少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和好处,同时提高从事腐败活动者被抓获后需付出的代价以及被抓获的可能性。如果政策和管理体制的扭曲为腐败提供了活动范围,而且约束体制软弱无力,腐败就会泛滥。国内外的私人利益通过非法手段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利用腐败和寻租的机会,当缺乏约束机制时,公共机构就会屈从于这些或那些腐败的根源。所有这些事实说明,腐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商业国际组织(BI)指标
BI指标是基于《商业国际》杂志所组织的一些专家和顾问调查的结果(通常是一个国家一位专家),调查统计主要是以1980—1983年间的总计67个国家数据为依据。目前,它属于一家名为经济学家情报所的独占公司,以经济学家智囊团以及世界各地的记者所搜集的材料为主要数据,补充和完善腐败的主观评价指标。该指标表明的是“商业贸易中涉及腐败或受到怀疑的支付的发生程度”,即根据商业交易中腐败发生的频率将这些国家从1到10进行排列,数字越大腐败程度就越低。
商业国际组织BI指数最早源于1977年英国司法大臣、纽伦堡首席检察官修克罗斯勋爵为主席的商业国际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题为《商业社会中的勒索和贿赂》报告,该报告的主题是讨论国际性反贿赂行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许多问题处在争论之中,但它的预见性不容忽视。1996年商业国际组织重新制定了新的行动报告,力促各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界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任何目的的勒索和贿赂。其行动纲领的蓝本包括以下内容:禁止贿赂;礼品和娱乐活动;旅行费用;政治捐款;援助款项;内部管理和记录制度;销售代表和其他代理人;书面协议;佣金制度;报告机制以及决策等。
商业国际组织认为,必要的企业行为准则是商业社会中自我管理的“最佳实践”,它远比政府调控要好。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艾克曼指出:一个腐败的公司会为赢得商业合同而贿赂政府官员,一旦成功,它将继续行贿以寻求索取高价或降低质量的机会。在商界,为补偿在贿赂官员时所产生的成本而索取更高的价格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效率和不公平的腐败现象常常被行贿行为所垄断。著名经济学家默罗对1960—1985年世界上的94个国家和地区横断面数据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样反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BI指数表明,每改进一个标准差(2.38),将导致一国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则可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商业活动中加强经济竞争力是减少腐败的激励因素,因此,放松对外贸的控制、取消对私营部门在准入方面的限制以及用一种能够增强竞争力的方法实施私有化,透明度和公开化都是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
腐败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腐败不但破坏了政治的合理性,挥霍了政府的收入,而且使国际贸易与资金流动失常,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腐败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以透明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和商业国际组织为代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并试图通过各种腐败评价指标对腐败进行有效分析和把握,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