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有作为的帝王和“明君”都懂得一个道理：吏治废弛，国脉不昌，改朝换代，亡无日矣。所以，他们振兴“纲纪”，整肃吏治，成就了一批清官和铮臣，如包拯、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这些清官和铮臣，个个一身正气，震慑朝野，皇帝也畏他几分，更成了老百姓中代代相传的英雄。

　　封建社会更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花银”的贪官污吏。他们高官厚禄，翻云覆雨，尽享荣华，但下场总是可悲的，即便苟全性命，身后只会留下骂名。

　　历代清官都是有口皆碑的。宋代的包拯，更是老百姓心目中清官的典范。他任地方官，就以清正爱民而获誉官场。任职端州时，对当地所产名贵端砚，前任多以进贡为由，或中饱私囊，或馈送朝中权贵，以为敲门砖。包拯却只要百姓做足上贡数目，多一个也不要。他任知谏院期间，不畏权贵，甘冒触犯皇帝的危险，屡次上章弹奏贪官。他任职的京城开封府，是达官贵戚聚居之地，历来很难治理。而包拯到任后，威震上下，贵戚宦官不敢轻易触犯律条。包拯宦海数十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为官俭朴节约，严于律己，对亲戚族属严加管束，立下家法：后世子孙当官有贪赃枉法的，不得回到老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宗坟地。不听我的话，就不是包家的子孙。并刻石立碑，以戒后人。包拯以其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名垂史册，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榜样，甚至大名远播海外。

　　三国时魏国有一个廉洁的代名词，叫做“挂胡床”。李白有诗“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就是赞美魏国廉吏裴潜的。裴潜为曹操帐下参军，后任兖州刺史。曹丕时又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赐“关内侯”。曹睿时升到尚书令的高位。裴潜为官清廉过人。他任兖州刺史时，做一具“胡床”（即可折叠的轻便坐具），离任时挂在柱子上，不带走一物。从此，“挂胡床”便成了一尘不染的清廉正直的象征。

　　聪明的人不去做蝇营狗苟之事，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齿。廉洁的官员不求锦衣轻裘，宝马香车，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而是要避开祸端，树立声望。

　　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谙以廉治国的道理，他们率先垂范，带领人民建功立业。周恩来总理一身朴实，廉正自洁，成为后世当政为官的不朽典范。他一生廉洁奉公的品质深入人心，深受全国人民拥戴。历史告诉我们，为官者只要清正廉明，勤勤恳恳为黎民百姓办事，人们就不会忘记他。

　　当今世界各国，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正是明白了这一点，纷纷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廉政机构，严明法治，惩治贪官污吏，弘扬廉洁奉公。新加坡政府素以廉洁闻名于世，清廉、正直是李光耀政府的印记。李光耀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认为“贪污腐败曾是殖民当局的宿疾。如果我们失职或变得贪污腐化，就同样被人民唾弃。”李光耀自己常常身着白衣白裤，把这定为内阁成员的工作服，以示治政廉洁清白。他还告诫家人不应该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不应该比普通老百姓特殊。

　　为官一任，做人一世，当官者向来看重政声。当官总得给世人留下点什么。即使不能离任民有恋惜之声，至少不能让老百姓戳脊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为官者放下“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纠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为官清正廉洁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廉洁奉公就是用自己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去赢得声望，为官廉洁而获得声望的人，即便不能宦海通达，但却可以问心无愧。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执法，秉公执法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廉洁奉公最主要的收益就是赢得民心。民心不可违，百姓不可欺，不如此，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对于做官的人而言，廉洁奉公是为官之道中极其重要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