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同志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寅秋同志作了难。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把革命领袖的家庭划为富农成分，于心不安。

    寅秋想来想去，主意已定。他提笔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信上寥寥数语，问道：“那成分的事，还是未讲啰?”寅秋说：“主席一看，就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成分划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泽东同志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模范地执行政策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家乡人民。

只领生活费

   １９２２年９月，安源路矿一万三千多人举行的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人出于对刘少奇同志的爱戴，提出要给他每月２００元银洋的薪金，但少奇同志却只要了１５元生活费。当时工人们不理解，误以为他是嫌少了，私下又复议：矿局的矿长每月工资是４２０元银洋，我们工人俱乐部的总主任为工人办了这么多好事，给３００元还不应该吗?于是又决定增加１００元。少奇同志仍然是婉言谢绝了。工人们议论说，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图的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只好在党内外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解释，他说：“共产党人干事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不能贪求享受。”他的话打动了工人们，工人俱乐部作出了决定，从主任到杂务员，每月生活费一律１５元，没有高低之分。通过这件事，工人对刘少奇更加尊敬了。

我们党不兴送礼这一套

    １９４１年春天，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到南泥湾开荒种地。那里山深林密，野兽成群。当时，教导队组织起一个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少数豹子。

    一天，总司令朱德同志到教导队来视察。他看到院内挂着的豹子皮，摸了摸，连连说：“好皮子？好皮子？”并关切地问打猎队的情况，有没有伤着了的等等。大家从警卫员口里知道总司令铺的、盖的和八路军战士一样，都很单薄，就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朱德同志连忙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敬啥子贡哟?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的。”他坚决而又客气地谢绝了打猎队送给他的一张豹子皮。

招待外宾的东西自己不能吃

    彭德怀同志当国防部长时，经常出去视察，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上飞机、上火车的时候，他总是十分仔细地看看周围，是不是多出了什么东西。有一次，他发现多出了几个捆好的篓子，他问警卫员：“这是什么?”警卫员说：“人家送给你的水果。”彭总着急起来：“说过多少遍了，不许任何人拿着公家的东西送礼，这是什么作风?是国民党吗?快搬下去，以后，任何东西一点都不许收。”

    １９５５年在烟台招待所，一进屋，桌子上摆满了最好的水果、香烟、奶糖。彭总把招待所长、管理员叫来，请他们坐下，感谢了他们一阵，然后问：“咱们有没有招待费?”所长回答：“有有，有不少哩。”彭总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做外宾，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又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应该生气吧？这不像咱们共产党人，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国家，人民还很困难哟？”说着，他望了一眼桌上的东西，所长和管理员急忙说：“好好，我们拿走，以后改正就是了。”

 三条鲤鱼

    １９６３年罗荣桓同志最后一次来龙潭公园时，腰部已动过大手术，只得由警卫员搀扶着走动。老工人阎增福出于对罗帅的敬意，就破冰在湖中逮了三条活鲤鱼，委托警卫员转送给罗帅，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万没想到，第二天(１２月１６日)罗荣桓同志就逝世了，鱼也没吃上。正当工人们十分悲痛地缅怀罗帅的时候，他的警卫员来付鲤鱼钱来了，公园领导说什么也不肯收。警卫员认真地说：“罗帅生前指示，凡是下边送给他的东西都要付钱。如果你们不收，就对不住罗帅了。”于是，公园只得收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