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为监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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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是我党深刻总结了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抓住了作风建设的根本和实质。

  苏共为什么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国际国内都在研究。世界上一些大帝国的崩溃,或由于强大的外敌入侵,或由于内乱,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等都是这样。苏共的失败、苏联的崩溃都没有这些因素,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被人民所抛弃。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苏联社科界曾作过一个社会调查,了解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苏共到底代表哪些人的利益?调查的结果是: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是代表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4%的人认为苏共代表苏联工人阶级的利益,而85%的人则认为苏共代表少数官僚和机关干部的利益。绝大多数人认为苏共已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于是苏共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8·19”事件后,苏共各级组织的办公大楼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市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甚至1500多万党员也无动于衷。这种不战自败的悲惨局面,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1500多万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最终归于失败。从苏共的盛衰兴亡看,真可谓成也人心,败也人心。

  苏共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反映了饱经战乱、饥寒交迫的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布尔什维克满足了人民的要求,从而深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正是靠这种信任和支持,新生的、力量十分微弱的苏维埃政权成功地抗击了十四国的武装干涉,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整整用了一个时代才达到的工业化。苏共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同苏共设身处地为苏联人民谋利益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共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短缺,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其实,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苏联人民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以挽救那些在饥荒年代超负荷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对此,人民群众是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类似的事例,在苏共党内流传很多。1918年,列宁不幸遇刺,疯狂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市民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人民对党的爱护、拥护之情。

  由于在和平年代长期执政的缘故,苏共逐渐走上了“理想权力化,权力金钱化、特权化”的严重脱离群众的道路。根据解密的档案,苏共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享有多种特权,诸如住宅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等,严重腐化,脱离群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文章说:不论老布尔什维克,还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不再关心人民的疾苦,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也说:“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爬到了党的权力宝塔的尖顶,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党的六中全会《决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从历史的经验和我们党的现状看,进入新世纪对我们党的最大考验就是能否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因此,抓党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

  由于执政的地位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我们党过去形成的大公无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的政治优势在一些地方已经丧失殆尽。江泽民同志曾尖锐地讲过“官逼民反”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腐败而丧失民心、丢掉政权的事例多得很。《水浒》的一百零八将为什么上梁山?为什么有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有太平天国起义?官逼民反嘛选《打渔杀家》演的就是官逼民反的故事。历史上这些教训深刻得很啊选”“不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和反对腐败,迟早会出大问题。”学习、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明晰的轨迹:我们党犯这错误那错误,惟一不能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人民群众可以原谅党这错误、那错误,惟一不能原谅的是党的干部为自己谋私利的错误。1958年,我们犯过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此后也犯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人民群众理解党、原谅党,党是好心办了错事。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广大群众饿着肚子相信党、拥护党,党的威信很高,一声令下,全国2000多万职工回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帮助党渡过难关。现在,全国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不仅能吃饱肚子,而且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可是,对党有意见、说党不好的人比过去多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主要是党内少数害群之马,败坏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形象。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苏共亡党和我们党面临的考验看,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要十分警惕党内两种不良倾向的滋生:一种是党的干部官僚化倾向的滋生。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党掌握着国家巨大的政治权力,一些干部长期处于重要的领导岗位,这样就容易滋生官僚化倾向。因为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找他拍板的人多了,求他办事的人多了,奉承吹捧的人多了,为他服务的人多了……久而久之,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一种官僚习气和官僚作风,混迹官场,只当官,不干事,热衷于迎来送往,出没于宾馆酒楼,只会喊口号,作报告,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些地方的群众说,他们那里“走了个喊口号的,来了个作报告的,就是缺少个戴草帽的”。这些人,已经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官僚政客。第二种是防止既得利益倾向的滋生。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及“七一”讲话中作了精辟的阐述,明确提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应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我们党基本的政治观点。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要求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人民负责便是对党负责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和时代特征。坚持这些群众观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现在一些干部,群众观点淡化了,遇事不同群众商量,看不见群众力量,不尊重群众感情,主观武断,颐指气使,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干部形象。

  二是要不断增强学习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其核心内容和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同党的群众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的体现。现代科技的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丝毫不能取代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三是要切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欺压群众、以权谋私等坏作风。领导干部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心为民想,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事为民干。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说得好:“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千碑万碑不如人民的口碑。领导干部要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站起来当伞,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群众鞠躬尽瘁。”当前,尤其要关心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市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群众、受灾地区群众,从具体事情抓起,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抓起,切实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好。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众谋好利益,这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基本的要求。

  四是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抓党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个治本的措施,就是把我们党长期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度化、规范化。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一套管用的、能够在作风方面倡优罚劣的制度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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