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御门听政处理折本时，强调大学士、学士要各抒己见，鼓励群臣大胆陈奏。他说：古有诏旨既下，大臣封驳之例。大学士等系国家大臣，凡事当直言，是者是，非者非，若惟逢迎将顺，何益于事？他对有的大学士不直陈意见很不满意，严厉批评说：国家用一人，即欲得一人之益，既任学士之职，凡事皆宜尽言，言之而当固善，即言之不当，亦复何妨.....缄默不言，依违随从，未见议论一事，如此，则用一无用之物耳，于国家何益？今大庭广众之前，有所见而不言，退则啧有烦言，此真非人类矣？可见，他特别痛恨那些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小人，斥责为无人性之非人也？

    有很多时候和地方，康熙表现了虚心采纳下言的非凡气度和眷念体贴臣僚的宽厚作风，他说：凡事只有一理，不可执拗。今朕听政五十余年，何者不曾经历，即小事，必向大学士，学士九卿问之。大臣执拗犹之可也，若为君者行执拗如之何？在除授官员时，他也总是要征询许多阁臣的意见，然后才决断可否。他对大学士、学士常说：内阁最为机要之地，尔等亦议政之臣，宜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妨？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选且人资禀不齐，不可云事事尽知，因此不知者亦有之。

   康熙善纳群言的精神和作为，很能起到激劝臣僚关心朝政的作用。他这种礼贤下士的谦谦君子之气度，提倡封驳和进谏的敞开言路的作风，在封建君主吏政制度下，既显得难能可贵又十分有利于集思广益，驳正违误。这亦是康熙朝之所以发达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