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工作，一见到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

　　汇报时，杨世珠只夸夸其谈工作成绩，而对存在问题闭口不提。还口口声声地以“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来套近乎。在谈及财政收支情况时，不是所答非所问，就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

　　中午时分，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以“为中央领导接风”为借口大摆酒席，谢觉哉当场严加批评。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３钱盐、２钱油、８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能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一席话说得杨世珠、蓝文勋十分尴尬，神色慌乱。谢觉哉心中的疑点更多了。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当即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下午，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谢觉哉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次日，中执委也派来工作组，通过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计３４项之多，合计大洋２０００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４０００余元。

　　对此，谢觉哉怒不可遏。这位平时慈眉笑眼，从不轻易发脾气的“好老头”在常委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块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选”接着他又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

　　谢觉哉回到苏区中央机关后，当即向中央执委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惩治腐败，谢觉哉又向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选”之后不几天，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项英、何叔衡等人共同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中主要内容有：在贪污公款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３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者，处以３年以上、８年以下监禁；在１００元以上、３００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监禁；在１００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强迫劳动。执行单位必须同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并没收其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金额、程度、影响，处以警告、撤职以至１个月以上、３年以下监禁。

　　此项《训令》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颁布实施。随后，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活动。在《训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足以表明《训令》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先后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常常回忆这段往事。他说，《训令》尽管很不完善，但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定和颁布的法制条文，表明我党从一开始执掌政权，便具有惩治腐败，与贪污行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