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管理的实质是多数人的统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通过健全的制度，才能确保党内外群众真正享有对党内外事务的管理权。目前，党内外群众对腐败问题意见很大，深恶痛绝，但搞腐败的人仍然我行我素，群众很难有所作为，这是很不正常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很不相称。任何社会管理，都必须以权力为手段。没有权力，就没有管理。公仆履行管理职能需要权力，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干部也需要权力，而且需要更大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落实，干部的权力缺乏监督，肯定失控变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证明，失控滥用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最终导致人亡政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以权制权”的观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用人民的管理权制约党和国家干部的管理权力，即人 民管理干部，主人监督公仆。但是，任何权力都不是抽象的，真正的权力总是与相应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制度就没有权力。制度不健全，权力就落不到实处，就发挥不了作用。目前，我们在民主管理制度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注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对怎样确保这种地位，还缺乏具体有效的机制配套和得力的措施；在已有的制度中，公仆管主人的居多，主人管公仆的较少；限制下属的较多，监督上面的较少。由于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使一些已有的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主观随意性，往往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一个条例、一项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不断随意出台缺乏操作刚性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不断违反制度，违反了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才造成了目前腐败现象覆盖面大、纠正起来困难，人民群众又无可奈何的局面。因此，从制度的健全上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确保主人能有效管理公仆，是解决腐败现象的根本途径。

　　通过民主管理遏制腐败，需要建立和健全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具体制度，如：党员、干部培训制度，竞争上岗制度，党政官员参与经济活动的监督制度等等，但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以下三个方面的民主管理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选举、弹劾、罢免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管理干部的作用。选举制度是民主管理的主要制度，也是解决权力腐败的关键制度。通过民主的形式，使广大群众把自己信得过的、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又有能力代表他们管理各种事务的人选进各级领导机构。健全民主选举制度，需要从健全竞选制度、普选制度和差额选举制度抓起。

　　竞选制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行这种制度，可以使被选的领导者真正懂得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从而真正把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向人民群众负责结合起来。党的十三大以来，不少领导机关在进行选举时，除了向代表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外，还采取“亮相”的办法，让候选人直接和代表见面，谈自己的想法，谈当选后的打算。这虽然还没有达到竞争机制的要求，但已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好评。这几年试行的领导干部竞争上岗也说明，在我们党内以至国家机构中，建立健全竞选制度既有可能，又势在必行。

　　普选制是马克思早就提出要实行的制度。如果说我国目前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制还有困难的话，至少基层可以首先实行这种制度。中央和地方组织在实行这种制度以前，应健全代表大会制，严格实行差额选举，废除等额选举制，特别是委任制。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公开竞争、机遇平等”，最终铲除任人唯亲、唯派、唯利和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腐败现象。有的同志认为，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还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只能由少数人代表他们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把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与文化素质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从总体上讲，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还不是很高，而文化素质又与民主素质是有联系的。但这并不等于人民群众就没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识别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判断一个政党是为谁服务的，这种最基本的民主素质，我国人民群众早就具备了。经过五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和当家做主的锻炼，人民群众这种基本的民主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过去能坚决跟共产党走、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的人民群众，难道现在反而识别不了哪些干部好，哪些干部差，哪个领导够格，哪个领导不像话芽那种认为人民群众缺乏基本民主素质的观点，既脱离实际，也否定了我们党几十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把群众当成了“阿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健全的弹劾、罢免制度和选举制度一样，是人民群众实施当家做主权力的重要制度。列宁认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认为是真正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的基本原则。”人民群众选举自己的公仆，当然要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最有能力为自己办事的人。但是，由于本质和现象不一定完全吻合，人的思想、行为又都是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了选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有的人为了当官，常常口是心非，用假象骗取群众的信任。这种人一旦中选当官，就会利用人民给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为非作歹；也有的人在没有走上领导岗位时，表现确实不错，但地位变了后，思想作风也变了，往往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再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就应该将他们随时撤换。人民有权选举，当然应该有权罢免。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力就等于零。”这种随时罢免和撤换也就成了纸上谈兵。早在１９８７年，中央有关文件就指出：要“认真地解决好我们党和国家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能够有一套制度制约和监督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特别是职务最高的领导人都能严格遵守宪法，遵守党纪，不至于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行动，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治理，基本上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腐败现象就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失去了避难所。

　　第二，健全监督机制，形成一个专门机关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网络。监督制度是实行民主管理、解决为政不廉的又一个重要的根本性制度。实践证明，对权力不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造成滥用，而滥用权力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权力自身的丧失。由于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权力制约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才造成了目前这种尽管在权力制约上付出许多努力，但权力制约的作用仍难如人意的状况。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应该在完善现有监督机制的同时，突出抓好两项工作：

　　一是要改革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党的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员群众行使监督权力的职能机关，是保证党员干部为政清廉的专职机关。纪检监察的这种职能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真正实行独立办案。党的纪检监察部门同党委政府一样，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应该向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革目前的纪检监察体制，理顺纪检监察机关和党组织、政府的关系。同时，要从具体制度上保证纪检监察机关能独立办案。当然，也要有纪检监察工作接受群众监督的具体制度，如定期向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制度，增强纪检监察工作透明度的制度等。这样才能保证纪检监察机关既能顺利行使自己的权力，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作用，同时也使自己时刻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真正做到通过党和国家自身的力量解决权力腐败问题。

　　二是要健全舆论监督制度。任何监督部门的视野都有局限性，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力量，也就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消除，这就要首先形成强大的群众舆论。舆论监督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监督形式，任何一种违背民意的行为，都是见不得群众的，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社会舆论就会群起而攻之，就会使其失去存在的条件。因此，用制度来保证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也是解决为政清廉的重要手段。健全舆论监督制度，必须增强透明度，用制度和法律确保人民知政、议政。只有让群众知政、让群众说话，不搞神秘化，不把“主人”当“外人”，才能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三，健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严格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些国家还有专门的立法。印度《全印文官行为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文官成员在第一次被任命及这以后每隔十二个月，应按政府规定的形式申报本人、家庭成员以及以他人名义拥有、获得、继承所得或租赁、抵押所得的所有不动财产。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可随时下达一般的或特别的命令，要求文官成员在指定时间，按命令指定的内容，完整地说明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拥有和取得的动产和不动产。”新加坡规定：每个公务员在任职初，必须详细申报私人财产，包括不动产、银行存款、股票、黄金珠宝等。在任职期间，私人财产如有增加，必须详细说明其来源。实践证明，政府官员申报财产制度，是有效地保证权力行使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制度。群众说：“不怕没有钱，就怕没有权。”可见，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也是健全民主管理制度，解决为政清廉问题的重要措施。

　　遏制腐败，解决为政清廉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需要采取思想教育和纪律、法制相结合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但无论哪种手段，离开制度作保证，特别是离开民主管理制度作保证，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离开民主管理制度，思想教育就不能转化为物质成果，纪律和法律就失去了一条重要准绳。正因为此，我们才说，解决为政清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健全民主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