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信息表明，近３年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查处不满３０岁的犯罪嫌疑人１９人，占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总数的１７.６％。这些作案人的平均年龄只有２６.６岁，年龄最小的仅有１９岁。作案的最低数额４.２万元，最高数额达７１００万元。

A“２６岁现象”的特征

　　比之临退休前大捞一把、搭最后一班车的“５９岁现象”，比之处于仕途门槛边上急于“上台阶”的“３９岁现象”，以“２６岁”为主体的犯罪群体，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背景和复杂的心理动机，但是其犯罪的胆量、数额、手段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让胡长清、成克杰、李乘龙之类的老牌腐败分子望尘莫及，自叹不如。

　　其一是犯罪数额巨大。他们一般胃口大，不计后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容地贪污、挪用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如南京华飞公司职员徐育键侵占案中，他侵占的公司资产高达６０余万元。今年２８岁的吴某是上海某名牌高校的高材生，分配到某公司工作不到５年时间，就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司财物１０００多万元，后被司法机关以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

　　其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这些人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并掌握一些高科技手段，巧妙地运用在犯罪中。这类犯罪大多数发生在金融、保险、证券部门，隐蔽性较强，不易发现，侦破困难。如南京市某银行的何键，用计算机篡改客户帐目并仿造存折，将客户５０余万元挪为己用。

　　其三是犯罪一旦得逞，赃款难以追回。５９岁、３９岁等年龄群体的犯罪目的大多是以聚集钱款留待后用为目的，用于挥霍的不多，即使挥霍，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案发后，一般都能将大部分赃款追回；而以２６岁为主体的年轻犯罪分子犯罪的目的则多用于注册公司、炒股、个人消费挥霍等，案发后一般赃款难以悉数追回。上海市某公司的职员朱某挪用公司８００多万元公款用作炒股，等公司发现问题后，这８００万元全部被套在了股市，按现时的股价，只值１００多万元。

　　其四是女性犯罪数量较大。２６岁左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不长，手中掌握的权力一般不大，多数是职务之便贪占挪用公款，因此“２６岁现象”大多数发生在掌管钱物的财会、业务人员之中，约占８０％。又由于这些岗位大多是女性，所以犯罪“２６岁现象”中女性犯罪居多，而且多数陷于感情的泥潭不能自拔。南京某公司年仅２７岁的女会计陈玮，短短一年内就挪用公司７０万元。安徽某单位女会计刘某为了博得男友的欢心，不惜以身试法，两年内挪用公款３０多万元，用于男友的挥霍。案发后，还一直关心男友的生活，实际上，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早已投入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B“２６岁现象”的成因

　　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２６岁”左右的少壮派们，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肆无忌惮地捞取人民血汗钱，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存环境造成他们如此胆大妄为?

　　“２６岁”的贪官们造成的损失固然让人心痛，而这些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为官处世准则，以及这种处世准则赖以生存的土壤却更加可怕。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察。

　　一是社会阅历短暂，法律意识缺失。有相当一部分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参加工作时间大多在１０年以内，社会阅历短暂，人生经验不足，受到的党纪、政纪以及法律的教育相对不足，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严重性缺乏明确、深刻的思考和认识，相对于３９岁、５９岁犯罪群体，他们在犯罪行为实施以前思想上斗争要简单得多，顾虑也少得多。

　　二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辨别能力不强的他们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道德修养，错误地认为艰苦奋斗是“陈年老调”，九十年代应该“吃穿讲高档，生活讲排场，提倡高消费”。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谁就跟不上潮流，是“傻子”。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耳濡目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错位。加之他们“心理防线脆弱”，稍有诱惑，就拜倒在金钱和美女脚下。

　　三是重使用，轻教育，是一些“２６岁”左右干部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外因。现在一些单位，承担主要工作量的都是一些年龄轻、文化水平高的业务骨干、技术能人。而单位党组织对他们却忽视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学习，重使用而轻培养和教育的现象却相当普遍。对他们信任有余，监督和管理不够。一位党委书记在本单位的两名２５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因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双双被检察机关抓获后，痛心地对记者说：“不能说我们单位不重视对干部的监督，但我们把重点放在了那些快要退休的老同志身上，而对来日方长的年轻人却被排斥在监督的视线之外，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想当然的推测，害了他们。”

　　四是一些单位管理制度上存在的漏洞，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一些单位领导玩忽职守，企业规章形同虚设，监督制度疲软无力，犯罪分子往往作案次数多、频率高，贪污挪用数额大，却长时间无人察觉，最终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C遏制“２６岁现象”的对策：法制教育，加强管理，严格监督

　　“２６岁犯罪现象”的出现，给我们的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都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大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力度，从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入手，建立多条防线，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

　　一方面是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法制教育和道德人生观教育。现在一些单位大都把３０岁以上、并掌握一定实权的党员领导干部作为预防犯罪教育的重点，而对３０岁以下的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非党员同志的犯罪预防教育，工作做得很少或者根本就是空白，这种现象必须尽快改变。首要的当然也是最根本的，是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使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锐利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起思想道德的防线。同时，运用反面典型教育，直观、形象、具体，使青年干部从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问题上，在哪些环节中容易犯错误、跌跟头，从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在诱惑面前不愿下手。

　　另一方面是切实加强对年轻干部的监督。腐败“少壮派”的出现，严峻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监督的问题，预防犯罪，教育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关键还是靠监督。“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这是一些跌跤的青年干部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常说的一句话。一些年轻干部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自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思想霉变是内因，也是主因。而对干部监督不到位、软弱无力则是重要的外因。因此，必须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拓宽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部位的职位的权力进行分解和合理配置，加强监控。要根据形势和发展的要求，从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特点，积极探索对干部实施有效监督的途径和办法，努力提高监督水平，使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不法之徒无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