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已知天命之年，还被提拔重用。”

　　１９９９年５月，组织破例任命已到５０岁的他为副局长，他感慨万分。

　　１９７３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组织安排到民政局，担任优抚安置组组长。为了全面掌握全市的优抚对象情况，带着地图骑着自行车，他跑遍了全市２７５个行政村，把所有优抚对象一一核实重新登记造册。如今，一提优抚对象，他仍能如数家珍般地道出×乡×村有几个对象，其各家的基本情况如何。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我地下党在韩城的芝川策划了一次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薛华亭、吕祝三、张汝忠三同志惨遭毒手。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三位同志的烈士待遇一直没有落实。为了告慰英灵，他带领离休老干部张云杰等人，不辞劳苦，多方查找资料，走访芝川事变的知情人，终于拿出了详实的证明材料。１９７９年，这三位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烈士陵园修建了纪念碑，终使离世五十年的先烈含笑九泉。１１年中，经他手平反、追烈、落实政策的优抚、救济对象就达４９７人。调入信访局后，他仍然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认真扎实。×村四组村民樊桂英因落户后责任田划分问题得不到解决，连续１３年不断上访，市乡调查组几进几出，但问题久拖未决。１９９５年接手这起案子后，他会同该乡司法办人员利用１个月时间深入调查，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并依据政策，妥善解决了樊桂英的问题。１９９６年１月，樊桂英为信访局送来了“扶困救危，勤政为民”的牌匾。１４年中，经他手办过的案子个个是铁案，无一冤、假、错及重访案。因为他牢记一个宗旨是“办信办案，靠秉公执法，让领导群众皆满意；爱岗敬业，凭笔墨印证，叫今人后世都折服。”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其他各类基金会、股金会近两年问题较多，群众上访频繁，有一次，早上８点刚上班，数百股民就涌进了市政府，要求解决基金会的问题，老阎从党的政策、国家法律，讲到市委市政府的整顿决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早上８点讲到下午４点，才使愤怒的群众平息了怒气各自回家。这时的他，一屁股坐下，连喝水的劲都没了。韩城，是集体上访发案率最高的县市，但却是集体上访到渭南次数最少的县市，他曾上书市委市政府，要求重视和加强信访工作，他提出的“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五条建议”均被采纳，因而该市信访工作多次受到上级表彰，这里面倾注了老阎的许多心血。

村支书指着他家的土门洞笑着说：“你这是渭北第一家。”

　　老阎的家庭十分清贫而又不幸。他的母亲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父亲常年疾病缠身，儿子也是残疾。用村民的话说，他家是小康村里的特困户，但他却掌管过全市优抚救济的大权，再困难，从没向组织伸过手，更没有利用特权动用过公家一分钱。走进他的院子，是土墙围起来的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农家小院，大门则是从土墙上挖了一个门洞用十几根木棍捆扎而成。东房是在土墙上搭成的简易住房，北房是三间平房，这道风景在如今的韩城农村是比较少见的。为了节省，家里常年用的是１０W灯泡，惟一奢侈的家电就是一台单缸洗衣机。信访工作十分清贫，但也有人送钱送物。１９８０年，一位病故军人的遗孀多次上访要求解决子女的定期补助问题，经老阎认真调查后，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感谢他，她送他５元钱，要他无论如何收下，尽管他的生活十分拮据，但他坚决把钱退了回去。１９８４年９月，一农民因宅基地纠纷上访，他帮助其解决了问题，该农民送他一条宝成烟(时价１．９元)，他推辞不掉，付给人家２元钱。他给自己订有一个“十不守则”，十几年来，他严格遵守自己订的行为准则，从未违犯过一条。

他说：“爱学习的人，是一个明白人。”

　　他的生活十分清贫，但他的精神却十分富有。为了工作，他自费购置了３００多本专业书籍，仅法律方面的就有１５０多本。他说：“信访工作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社会综合系统工程，不具备百科全书的脑袋，就无法适应工作要求。”他之所以能成为信访工作的“台柱子”，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他知识的渊博。１９９８年３月正值第九届全国人代会召开之际，渭南市信访局电话通知去京领人，原来韩城市×乡×村村民屈××因不服法院一审、二审判决，越级进京上访。人接回来后，他负责访情调查。在与事实核准的基础上，迅速形成了汇报材料并提出两条工作建议，以《信访送阅件》的形式抄报所有市级领导，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他的建议，对此案进行评议，最后认为一、二审法院在审理中事实有疏漏，处理欠公允，并向渭南市人大提出了建议，使渭南中院对此案进行了改判，从而维护了司法公正。在信访局，他也是一个爱动脑善动笔的人。他写的《农村清财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群众有四怕、领导应重视》等１０多篇信息在渭南《信访送阅》上刊登。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保险一度是群众议论的焦点，他发现问题苗头后，及时提出《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保险要加大宣传力度》的建议，并积极和市保险公司联系，从而成功地消除了一起上访隐患。

　　这就是他，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基层信访工作者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