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麦收时节，望着郊外一片片金黄色的麦浪尖上盛满沉甸甸的麦粒，住在城里的我就想回去帮乡下的父母干点农活，毕竟父母他们已年近七十的人了，有点放心不下。
到了家后，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我便到父亲劳作的田头，远远望去，一台庞大的收割机正昂首吼叫着行进在田地间，一面吐着碎草，一面流淌着干净、饱满的麦粒。父亲已装满了10几个蛇皮袋子的麦子，正准备用拖拉机将麦子运回粮仓。望着金黄色的田野间收割机和地头忙碌的人们组成一幅幅惬意的画卷，我不由得思绪万千，脑海中不断浮现出40多年前的往事。
听父亲说，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全家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大叔和祖母都因经常填不饱肚皮而先后殁了。
打我记事起，家里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家里七口人仍是吃上顿没下顿的。有时青黄不及时，口粮接不上，父亲便带着我去打槐树花、抹枸杞头、采盐蒿菜充饥。一年四季的野菜、野果、野花，只要能吃的东西，都成了全家填饱肚皮的食粮。
邻居王大爷家有个石磨，我8岁时，时常和父亲去王大爷家拐磨（就是现在人们体验农家乐的那种木架子石磨），一人在前面往磨眼里添料，一人或两人在后面推拉。那时，父亲总是先把小麦放进水里浸泡个把小时，然后把浸好的小麦连水端到王大爷家去磨，有时去的人家多了，还得排队等候。
我因人小力簿，父亲在后面木架上推拉，我就在前面将小麦不停地往磨眼里添喂。待一脸盆小麦磨成糊状后，母亲一锅水已烧得滚开，父亲便将面糊一块一块地往锅里夹成疙瘩，有时一盆麦糊能当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拐磨是个单调而枯燥的活，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吱呀、吱呀的磨架声，和那哼哧、哼哧的磨盘声，已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我甚至有点对拐磨生起厌来。尽管我讨厌拐磨，但还得要去做，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如果不磨，一家人就得饿肚子。有时实在发厌，就假装肚痛，父亲只得让体弱多病的母亲接替我。有时家里几乎天天要去拐磨，父亲用袋子背回来的粮仓，也在这磨盘上一圈一圈地被消耗掉。
渐渐地我也吃厌了面粉和麦糠不分的面疙瘩，有时吃着难以下咽，嘴里不由得盛出水来，和面糊疙瘩一起下锅的青菜、韭菜什么的，就成了我的度命之食。
每到夏收秋熟季节，也是生产队里分粮的时候。生产队里按人口、或按劳力、工分分粮，队长那洪亮的声音，喊到谁家户主的名字就用蛇皮袋子或笆斗上前，能将带去的家什盛满一趟回来就不错的了。有时看似小山似的粮食分成一摊一摊的，可每家分得的却很少。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嘴虽多，但分的粮却不多，有时父亲带的两只笆斗只能盛满一只，父亲就将我放在另一头挑着，把父亲的肩膀变得愁容满面。
那时，农村水利设施太差，我们生产队里大多数种的是旱地，只能长些小麦、黄豆、玉米之类的庄稼，吃的也只能以这些粗粮为主，天天能吃大米竟成了我们全家的奢望，粮囤成了富裕农家的象征。
有一年，我的大龄弟弟相亲，父亲为了要好看，特地用一个围粮的旧芦席片子圈起一个小小粮囤。弟媳的母亲看到我家有个粮囤，高兴地许下这门亲事。弟媳过门后，知道我家那粮囤底下有一大半垫的是稻草，只有上面有一口袋稻谷时，气得有一个多月没搭理我父亲。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那偏僻的小村，忽如一夜梨花遍地开，农村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一下子分到了15．6亩。
到了秋天，父亲望着地里沉甸甸的稻穗喜出望外，特地到镇上一下子买了六腰芦苇做成的节席用来圈粮，家里第一次有了自已的粮囤。以后家里的粮囤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满，父亲的眉头也随着丰盈的粮囤而舒展开来。全家人再也不用为经常吃大麦糁子、小麦糊疙瘩、窝窝头、玉米面而皱眉。取面代之的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顿顿都是雪白的大米饭，那是杂粮也只是偶尔地变着花样尝尝鲜。
2005年3月，父亲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消息，高兴得一夜没合眼，心想，原来种地还要交这税那税的，现在种地不要税，那是我们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父亲在家里种的10多亩地不过瘾，又四处打听那里有地承包。第二年，在他朋友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黄海滩涂上一下子承包了50亩地。庄稼在父亲地精心侍候下，不仅夏粮亩产超千斤，秋季打谷场上金黄色的稻谷堆得像小山似的。年底，赶时髦的父亲还拧回了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装上了宽带。父说他要了解市场行情。母亲打趣地说，都大半截下土的人了，跟小青年似的，还学那玩艺。而父却说：“你没听说过八十岁还学吹鼓手吗。”
更让父亲高兴地是现在种水稻国家竟然每亩地每年还有100元的补贴，父亲种田的精气神更足了，我总是劝他：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也该享享福了。而父亲却语重心长地说：“有党的富民好政策，我就是想洗手不干都难！”
如今，父亲有了自已的大粮仓，每年还有七八万斤的粮食卖给国家储备库。父亲已真切地把富裕安定的生活收进他的仓里，收进他的梦里，收进他的心里。
暇闲之余，父亲总是拿起他那多年没拉过的二胡，拉起他刚学会的那首《走进新时代》曲子。那悠扬深情的琴声，在农家别墅里悠久回荡，那是父亲代表亿万农民的最好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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