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反腐经验的继承创新研究

滕  刚

    我发言的题目是“警示训诫防线与反腐经验的继承创新研究”。围绕本课题，我简要汇报三个问题：第一，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反腐倡廉的一贯思想和主张，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第二，警示训诫防线彰显了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第三，警示训诫防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腐败的创造性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反腐倡廉的一贯思想和主张，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我们认为，构建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我党反腐倡廉的一贯思想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警示训诫防线内涵丰富，可操作性强，是省纪委审时度势的一个创举，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挽救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其核心内容是教育、监督和制度，主要包括警示提醒、诫勉督导、责令纠错这三项制度，其实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预防腐败。它体现了毛泽东预防腐败的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反腐败理论、体现了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

(一)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毛泽东预防腐败的思想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整风文件。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从北京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建国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告诫和提醒，大家都比较熟悉。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揭示了两个真理性问题：一是对党员干部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我们要及早提醒及早预防；二是揭示了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就是说腐败来自哪里？因为反腐败，首先要弄清腐败的根源，毛泽东认为，腐败来自腐蚀，我们可以称它为腐蚀理论。

在腐蚀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始终要求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对于一些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为了进一步解决党员思想上的问题，毛泽东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他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不仅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方法和措施，也是构建警示训诫防线的思想基础。

(二)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邓小平反腐败理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估计到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滋生和蔓延的严重性，反复强调腐败的危害性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彻底摒弃了过去搞政治运动反腐败的做法，提出要靠教育和法制这两种手段，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治腐道路。邓小平特别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加强廉政建设必须从教育入手，关键靠民主法制解决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使我们党得到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要从党内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是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警示训诫防线体现了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

江泽民反腐倡廉的思想内涵丰富，尤其是预防腐败是江泽民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以后，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防范”腐败的思想。他在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他在十五大的报告中强调：“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在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强调：“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1993年8月，中央决策部署反腐败时,江泽民就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这个方针贯穿了预防腐败的思想。1996年1月,他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查处大案要案、健全制度和严肃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既防范于前，又惩戒于后”。2000年12月，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对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厉惩处。”

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和“两个转向”的思想。2000年12月，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2001年9月，他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常常讲要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关键是治本。”2002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标本兼治、更多地注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的工作思路上来，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对领导干部的管理，要从事后查处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将监督的关口前移。”

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预防腐败的这些论述和主张，既是我们构建警示训诫防线的思想基础，也为我们构建警示训诫防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警示训诫防线彰显了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

纵观党反腐败的实践轨迹，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以下主要特点和经验：

(一) 从 “运动反腐”转变到“制度反腐”

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改革开放初期，相信只要开展一次集中严打，就能刹住歪风，实现党风的根本性好转。比如1982年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1983年的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1983年至1987年以反腐败为中心的整党，1988年“反官倒”，大体都是这样。这种阶段性工作，虽然可以查出比往常多几倍的案件，但仍然没有解决腐败的源头问题，所以风头一过，腐败现象就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群众意见较大。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多年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重新思考反腐败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在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打持久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整体推进，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自此，反腐败斗争从以前搞所谓“大民主”式政治运动，搞群众运动，搞人人过关，紧一阵松一阵的抓抓停停的做法，转向经常化制度化。

(二) 从以治标为主转变到标本兼治、注重治本

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包括第三代领导集体虽然对预防腐败有着丰富的论述，但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却始终放在查办案件上，注重打击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仅在“三反”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包括军队在内，就查处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其中涉及党员19.6万人。在1982年至1988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种经济犯罪70多万件，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约10万人。三中全会后，1979年重建纪委以来，全党查处的处分党员，到2005年约为351万，每年处分党员的人数大概是16－17万左右，占当年党员总数的2－3‰，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约156名(不含2002年)。这种阶段性地严厉打击和以治标为主的做法，短时期内声势浩大，收效明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使一些腐败问题屡反屡生、越反越多。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党的十五大开始提出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路，自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由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新阶段，一些积累多年、社会反映强烈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得以整治和解决。

(三) 从事后惩处转变到关口前移

腐败问题的发生发展往往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腐败动机的产生、腐败机会的提供到腐败行为的既遂，从轻微违规违纪到严重违法犯罪，都要经过多道关口，在最靠源头的关口设防，效果最好，最为经济。第一代领导集体把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当事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注重思想预防和事后打击惩处，认为清除腐败分子就能根除腐败，考虑社会的诱因、制度的缺陷、监督的乏力等因素较少。第二代领导集体注意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大量涌现，腐朽的东西相伴而生，来不及约束规范，只能临时应对进行打击和遏制，结果是查不胜查，疲于应付，难以摆脱被动反腐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只有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与蔓延。将反腐败关口前移，纠偏于既遂，防患于未然，使反腐倡廉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不仅在最后一道关口设防，事后惩处，而且在事发之前就设防，腐败的源头在哪里,关口前移的位置到哪里，在思想、体制、机制、法制等各个方面层层设防。明确提出：要设置思想道德防线，使人不想腐败；要设置法律和制度防线，使人不能腐败；要形成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人不敢腐败；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人无法腐败，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方面，思路清晰，工作步步深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进入21世纪，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什么在我们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情况下，一些腐败现象还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在滋长蔓延?为什么我们处分了那么多党员干部，也杀了一些腐败分子，情况还不乐观呢？原因究竟在哪里？又该怎么办？仅仅靠处分、仅仅靠严厉惩处，施以重典到底行不行？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了反腐倡廉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注重预防的方针。从2003年到2005年初，胡锦涛同志先后九次发表重要讲话，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总书记先后九次讲话、党中央两次召开全会，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党中央对建立惩防体系、注重预防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警示训诫防线准确地体现了党中央这一治理腐败的思路，它吸取了党反腐败的有益经验，突破了单纯依靠惩处来治理腐败或者“惩处较硬、预防较软”的窠臼，彰显了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的方针。

三、警示训诫防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腐败的创造性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伟大的开创性事业，不仅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于反腐倡廉工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市场经济的等价性，使少数党员干部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大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又比如，市场经济的重利性，引发了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使有的党员，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走上违法违纪乃至犯罪的道路。还比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面临腐蚀思想的考验，等等。

时代背景变了，环境条件变了，传统的防止腐败的办法也需要改革和创新。比如，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有的单位就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又比如，对一些具有违纪倾向和违纪苗头人员的提醒、告诫，拽拽袖子的工作，也只有依靠组织来完成。还比如，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也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不少人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缺少主动揭发、检举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的积极性。发现和揭露腐败的问题，也依靠党组织、职能部门和机关主动出击来完成。

警示训诫防线以预防腐败、及时发现问题、避免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为立足点，以纠正错误、教育、挽救党员干部为出发点，以保护党员干部，调动其廉洁勤政、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落脚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腐败的创造性实践，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警示训诫防线是党纪国法防线之前的一道坚强壁垒

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指导方针，不断加大标本兼治的力度，筑起了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对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全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遏制和防止腐败，仅靠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防线是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和防止腐败需要的，在反腐败的防线上必须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警示训诫防线，综合运用教育、制度、监督三种手段，针对问题抓教育，瞄准漏洞抓制度，切中要害抓监督。通过关口前移、突出预防，遏制腐败的发生。在教育方面，讲求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提醒，使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在制度方面，不就事论事、训诫完事，而是从问题的产生、发展，找出内在规律，发现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完善制度机制，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监督方面，超前防范，动态监督，强行纠正干部的错误和问题，将其从违纪的边缘拽回来，促其猛醒，给其认识问题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教育、帮助、挽救党员干部于犯错误之前，是党纪国法防线之前的一道坚强壁垒。

（二）警示训诫防线创造性地实践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思想

警示训诫防线从制度创新方面实践了胡锦涛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思想。它结合当前实际，针对警示训诫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层面，着重建立和推行了三项制度：一是警示提醒制度，针对群众有举报、社会有反响，违反基本道德要求，有腐败苗头和倾向性的问题，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给予警示和提醒；二是诫勉督导制度，针对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和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本着既纠正偏差和失误，又保护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以督察引导、勉励帮助为主要内容，给予诫勉和疏导；三是责令纠错制度，针对具有轻微违纪行为和一般性错误的问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批评训示、强制改正为主要内容，给予训诫和纠正。同时加强督导整改、跟踪回访、组织处理等后续监管措施，逐步形成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预警机制、动态监督机制、保护和挽救机制，在制度建设等方面创造性地实践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思想。

滕  刚:西安政治学院纪检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