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贿赂案件查处没有达到应有的比例，重要原因在于对行贿者处罚不力，打击不够，行贿者有恃无恐，攻击性越来越强。这种观点从行贿的角度出发看问题，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至少是片面的。从目前贿赂市场的现实状况和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看，惩治贿赂关键还是在于受贿一方。
一、贿赂市场运行的机理：行贿、受贿双方的“成本—收益”比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在贿赂市场上，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从“成本—收益”的比较中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追求效益最大化。
行贿者通过贿赂追求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如：为了获得紧缺的利益；避免付出代价或少付出代价；在政府官员可以酌情处理、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可以这样办也可以那样办的事情上捞到好处；为了获得某种机会或服务，通过这个机会或服务，就可以获得自己想得到的利益；为了不让别人分享利益或是给别人造成损失；等等。
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政府收益方面的如税收、收费；政府支出方面的补贴、社会保障等；政府实物或机会分配方面的如特权学校、房地产等；政府掌握的权力配置如官职官位；政府掌握的各种审批项目；立法、司法等等。凡是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配置相关的等等这些方面，相关的政府官员都有接受贿赂或索贿的机会。
索贿、受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在贿赂市场上是提供利益供给的一方；行贿的主体是私人、国有企事业单位、下一级的政府官员或有求于此政府官员的彼政府官员，是贿赂市场上利益需求的一方。受贿方获得的好处是贿赂金（物）收入，成本是被查处的概率；行贿方获得的好处是受贿方给提供的利益，成本是贿赂金、被查处的概率以及受贿方不给办事的风险。
明显的是，在供求双方的“成本—收益”比较中，受贿方处于有利地位，行贿方处于不利地位。受贿方的成本只有被查处一项，是不确定的，而且它提供给行贿方的利益不是他自己的，是外在的，但收益是内在的，确定的；行贿方正好相反，成本有三项，而且付出的成本中至少贿赂金是确定的，但收益是不确定的，还有花了钱受贿方不给办事或办不成事的风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受贿方相对于行贿方总是“权高位重”的强势一方，更有办法隐蔽和保护自己，受到惩处的概率和成本相对低；行贿者总是相对“位卑职低”的弱势一方，受到惩处的概率和成本相对要高得多。
二、行贿与受贿：哪个是主要方面
从诱发机理来看，在贿赂的双方中，受贿一方是主要方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受贿一方拥有公共权力，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制造索贿机会，是主动的，而行贿者多是被动的。之所以行贿，是因为有很多事，不通过行贿手段就办不到。如果不行贿也能办得到，那末就不会有人行贿。
从制度约束的角度看，行贿者想要得到的利益，一类是有资格得到、应该得到的合法的利益，如果不行贿就得不到，或被拖延、被克扣；一类是没有资格得到、不应该得到的非法利益，如果行贿就能够得到，或能够变相地得到；一类是介于两可之间，如果行贿就能够得到，或更快、更多地得到，如果不行贿就得不到，或得到的慢、得到的少。
不管是哪一类，控制权和主动权都掌握在受贿的一方。为什么“不给钱不办事，能办的也不办”；“给了钱乱办事，不能办的也办”；“给钱就办，不给钱就不办”？所以，从解决问题的源头追溯，制度设计必须着眼于制造贿赂机会的受贿方。
所以，已有的立法从这个基点出发，在量刑上受贿重于行贿，主导思想是正确的。
三、行贿和受贿：惩处力度应如何确定
从现实的行为选择上看，第一，大部分行贿是迫于某些官员的官僚主义、极不负责任态度，甚至是故意的设租、刁难，为了取得正当的利益而被迫行贿。第二，受贿人一般是身居要职或者有一定的地位，行贿人不敢交待行贿问题，怕受到“安然无恙”的受贿者的打击报复，这在现实中是司空见惯的。从这两个角度看，倒不是对于行贿者处罚不力，而是对于受贿者处罚不力。
至于行贿人主动地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者往往是根据受贿者的防护能力采取行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受贿者受贿被查处的概率足够高，行贿者不会白白送钱给一个罪犯；如果对受贿者的惩处力度足够大，他们就不敢接受任何贿赂，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不是“见钱眼开”，接到贿赂乱办事，就不会再有行贿者，行贿者不会拿钱“打水漂”。
但是，我们并不是认为对行贿者可以听之任之。任何市场都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贿赂也不例外。制止贿赂应该从打击行贿和受贿两方面同时进行。对行贿者的惩处轻于对受贿者的惩处，不等于不惩处，对行贿者的惩处也要达到足够的威慑。最基本的原则是“确定性”，与受贿者的惩处力度有一个基本的“比例”。
比如，对于一笔贿赂，如果受贿者量刑５年，行贿者量刑是４年、３年或２年。现在立法中的问题不在于对行贿者的处罚轻于对受贿者的惩罚，而在于对行贿者的惩罚“不确定性”过大，可规避的空间过大。如目前法律规定，只要受贿５０００元以上就可立案，对于“５０００元”这个起点，行贿者可以规避，一次不超过５０００元以上，每次都控制在５０００元以下。再如，受贿５万元要判５年以上有期徒刑，行贿５万元判５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５年”以下就非常不确定，应该根据是主动行贿还是被动行贿区别情况，分别确定一个下限。
打击行贿者的意义在于降低行贿者对贿赂利益的需求，减少贿赂市场上的行贿竞争者，降低对受贿者的利益诱惑；打击受贿者的意义在于降低、直至消灭贿赂利益的市场供给，致使任何行贿者都无利可图。基本的原则是，无论对于行贿，还是受贿，都有一个“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低回报”的制度约束。
四、关于公款行贿问题：对公款行贿的惩处力度要大于对私款行贿的惩处力度
目前的贿赂中，公款行贿占了很大比例。河南省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高达６０％多；山东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３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比例更高达８２．７％。
对于行贿者的惩处，要区别两种情况，公款行贿与私款行贿有不同的规定。私款行贿，数量再大，成本和风险也是由行贿者自己承担的，如大的私人公司和企业的行贿；公款行贿，即是数量不大，但它是以公共财产谋求私利，成本不是个人承担的，风险也往往以“集体决定”规避了，在性质上比私款行贿严重得多，为害更甚。
现在执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很多公款行贿的惩处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只是按党纪、政纪处分，同罪不同罚。从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来说，只要构成犯罪，都应进入司法程序。不仅如此，对于公款行贿的惩处力度要大于私款行贿的力度。
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公款行贿与私款行贿相同的数额，如果在“行贿罪”下量刑相同的话，那么对于公款行贿还要再加一个挪用公款或乱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因为无论如何、不管以何种名义进行的公款贿赂都是非法开支；另一个是，如果在“行贿罪”之外不另加挪用公款或乱用公款罪，那么公款行贿与私款行贿相同的数额，公款行贿的量刑要重于私款行贿的量刑。
五、其他问题：买官卖官、项目审批、评比等
公款行贿的源头，是公共权力、政府官员的干预范围太大、程度太深，有几个与行贿受贿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
第一，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完善引发贿赂、买官卖官。干部选拔应该是优胜劣汰，但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升官要行贿，保官也要行贿。一方面，靠行贿“打通关节”，是某些人步步高升、向上爬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受贿者敛财的手段。现实中，集体贿赂，买官卖官的也不在少数。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已形成一个利益分配链条。处于链条末端最低职位的公务人员，即使没有支配公款的权力，但在行贿成功概率十分高的情况下，也要行贿，也能找到收回成本的渠道。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除了处于最顶端的只受贿不行贿而外，其他所有的人几乎都是集行贿、受贿于一身，两毒俱全。要制止行贿受贿，必须建立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
第二，公共权力对市场干预过大，审批项目还是过多过乱。如，目前最主要的公款行贿领域还是跑项目、跑资金。权力过于集中，人权、财权、项目审批权等高度集中在上一级行政部门手中，下一级权力不完整。这样，在下级之间形成了公款贿赂大竞赛的潜规则，谁出价高谁获胜。而且，理由冠冕堂皇，“是为公家办事”。这就扭曲了资源分配的规则。公款行贿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行贿同时诱致私人企业行贿。国企贿赂官员，私企外企如果不给回扣和贿赂的话，就有可能失去竞争机会。政府干预市场必须限于必要的范围之内。
第三，各种评比诱致行贿。各种评比过多过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本来应该由市场评价的东西，非要政府组织，为贿赂开方便之门。为取得好名次，或为博得上级好感，或为达到个人某些目的，借机用公款向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行贿或者变相行贿。当金钱贿赂不便时，各种其他形式的贿赂五花八门。如，餐饮娱乐，动辄上万元，已远远超出接待而具有了贿赂的性质；性贿赂司空见惯；送房子、送车、送旅游等等，不一而足。政府、市场必须各归其位。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