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制度建立之初，曾经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贿赂行为的“高压线”、“防火墙”和“防腐剂”。那时，北仑区检察院一夜成名，来此取经的外省市检察机关络绎不绝，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克隆”这一制度。而这一制度所以会广受追捧，原因就在于因行贿劣迹上了“名单”的商家，在投标中会被低评甚至取消投标资格。这本是一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事情，既不违背公平原则，也不悖于正义诉求，可到头来为什么形同虚设呢？因为进入名单的人员大大缩水，往往使来查询的单位失望而归。而有“资格”进入名单的，即“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裁定”的人员，毕竟有限。一方面每年法院判决的行贿罪本身就少，很多行贿人因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并没有判刑，这就使很多行贿人成了漏网之鱼。另一方面，一旦被法院判决有罪，就可能身陷囹圄，也就不大可能在社会上继续承揽工程、从事生意。这样即使查询得到，也就失去实际意义。

　　但事实上，行贿受贿的行为近几年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浙江为例，从2004年至2007年，该省检察机关每年立案查处的贿赂案件多达七、八百件。去年1到10月，查处的贿赂案件逼近900件。而同期的行贿案件，却仅仅占到15%左右。由此可见，能够进入监控范畴的人少之又少。

　　应当说，“行贿黑名单”是权威的诚信证明。它的存在和利用，有利于相关成本的降低。试想，一个通过行贿甚至是巨额行贿取得项目开发权的承包商，它的行贿绝对不会打了水漂，一定要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换句话说，广大消费者是贿金的最终承担者和受害者。所以，把不诚信的承包商拒之于招投标的大门之外，就等于堵住了工程或其他交易的可能风险。由此可见，现在形同虚设的黑名单，有必要名至实归，真正发挥制止经济犯罪的预防作用。而要达此目的，焦点仍然在于“黑名单”的门槛高低。依我看来，行贿受贿犯罪（性贿赂除外）既然算不上个人隐私，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接受监督呢？事实上，只有将上过——至少近三年上过——行贿“黑名单”的企业或单位，排除在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政府采购等招标活动之外，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也是黑名单制度存在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