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陈云同志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思想，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云同志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二是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三是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注重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在中央领导层建立制度化的新老交替制度上重大贡献。本文对陈云同志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作一探讨，以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重视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造和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考验。因此如何认识和解决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成为党在执政条件下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腐败现象说明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是党长期执政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论断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时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2]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第一次把党风问题提到了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揭示了共产党执政后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丰富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党风就是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在实践中的体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全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是党的理论与实践原则统一的直接体现，也是对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程度的直接检验。因此看一个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仅要看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在党章中怎么写的，还要看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是怎么做的。理论上讲一套，在实际工作中是另一套，理论和实际脱离，就不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正是由于党的作风具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性质、作用和功能，党的作风是实践化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上，不仅强调思想建党，而且强调作风建党。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区别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到胜利，不仅因为我们党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因为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作风。这种优良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一大法宝。

　　在改革开放和党长期执政新的历史方位下，陈云同志把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就极大地警醒着我们党对于执政党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面临着新的困难和考验。1983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者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指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上面临的特殊困难和搞好党风建设对于执政党的特殊重要性。这就是，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有滋生以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这一点和党在执政前是大不相同的。以权谋私产生的种种腐败现象会使党脱离群众和失去民心，这就会导致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要保证党密切联系群众，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要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建设。

　　其次，陈云同志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贯穿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中，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党风廉政的建设。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党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抓党风建设。1982年整党，1986年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陈云同志说：“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1]邓小平同志在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讲制度建党时，也多次讲到党风建设。邓小平同志说：“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努力不行。”[2]“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3]“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首先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循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4]1991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决定,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作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既总结了我们党八十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体现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对世界其他政党兴衰规律的思考。全党同志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一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不断提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5]

　　江泽民同志的深刻论述反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在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上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并且愈来愈明确地集中到了党群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保持先进性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从十六大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就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并且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上推进包括党的作风建设在内的整个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从而使执政党的党风建设进入到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与陈云同志“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科学论断是分不开的，并且是在这一科学论断的指导下不断深化和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是极有远见的，对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党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保证。陈云同志对执政党党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论述了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1.从社会主义时期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上，论述了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一起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看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77年3月，陈云同志就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78年11月又指出：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这显示了陈云同志努力在党内倡导实事求是和党内民主作风的勇气。1979年1月，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把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生动活泼的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1982年6月，陈云同志在一份文件的批示中深刻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正是由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深刻地历史总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2]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强调,对纠正和破除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于恢复和加强党的民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正是由于陈云同志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地位和远见卓识，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评价，并顺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2.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内才能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党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优良作风，是党内民主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党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陈云同志对民主集中制重要性的论述，还在于指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保证，是党的正确决策的保证。1982年，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不同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不讲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实事求是的新话。在党风建设上,1980年11月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1980年12月,他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很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5]1981年他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大大推进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发展，推进了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形成新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3.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

　　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党只有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防止个人专断和决策失误。陈云同志在论述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强调了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1980年2月,陈云同志在《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的讲话中指出：“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6] 1985年9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1]陈云同志这些论述, 包含着党执政以后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上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陈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主张“三个为主，三个补充”，但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大跃进”，六十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看，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2]鉴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集体领导制度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上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重要讲话中多次讲到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把集体领导制度概括为四句话：“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我认为这四句话，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3]

　　4.坚持“全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实现民主集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陈云同志就提出了用“全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实现民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在统一关系。“全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是陈云同志1962年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我们常讲事实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的政策。”[4] “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楚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5]讲到比较时,陈云同志说：“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国外的作比较。”[6]讲到反复的方法时，陈云同志说：“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7]

　　陈云同志提出的“全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民主集中制上的具体运用。“全面”就是坚持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把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这也是坚持民主的过程。“比较”就是要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把本国的情况和外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扩大认识的视野，广泛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反复”就是坚持认识是一个过程，民主集中也是一个过程，给最终集中决策留下一个检验的过程，使最终形成的决策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体现了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具体结合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再次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也肯定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1]陈云同志在工作中是很务实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这与陈云同志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哲学基础，并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思想理论保证。

　　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开创党的制度化的新老交替制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需要成千上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并且要求老同志的最重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专门写了《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和《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文章和讲话，并且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到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1981年5月，陈云同志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中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2]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间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地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3］陈云同志从党和国家长远大局出发一再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必须成千上万的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4]对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高度肯定,他说:“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5]由于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培养提拔大批中青年干部成为党的建设上的重要议程。

　　2.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与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结合起来，使新老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是与我们党在新时期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不仅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涉及到改革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建立健全离退休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6]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7]“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8]陈云同志也从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上论述解决干部制度上的交接班问题。1980年，陈云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在《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1][1]由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我们党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终于建立了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废除了干部职务上的终身制，这就使大批中青年干部得以正常地提拔，并使广大老干部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使党的新老干部队伍交接班得以稳定的进行。

　　3.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开创执政党干部制度建设上的新路子。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上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要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这一弊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上必须要解决的重大任务。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思考和着手解决这一历史难题。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奠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随后又提出了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来稳定地解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他说：“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2]“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3] “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4]邓小平同志设想的通过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使党的正常的干部交接班制度走向退休制,得到了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烈拥护。一大批老同志从第一线逐步退到第二线,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经过三届党的代表大会，顾问委员会完成了新老干部交接班的历史任务。

　　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不仅顺利地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且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方向大踏步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党已经全面地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大力推进干部队伍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层已建立起了制度化的新老交替制度，党的事业生机勃勃，后继有人。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上的这一新局面，是与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分不开的。（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 研究员）

　　
　　

文章来源：（宣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