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束。人民热切期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能够迅速走上正轨，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和党的工作的“左”倾错误纠正过来。但新任领导人华国锋背离了人民的愿望，仍然继续坚持“左”倾错误路线。1977年2月，在他的授意之下，经过汪东兴和李鑫等人的润笔，新的教条主义纲领——《学好文件抓住纲》以社论形式公开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其主旨意在宣扬“两个凡是”方针。该方针的实质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愿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继续继承“文革”的“左”倾理论、方针和政策。这实际上是在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设置障碍，使得本来应顺理成章完成的历史性转变未能及时实现。“两个凡是”方针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得以继续，大大妨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被拖延；知识分子政策未能得到落实。一句话，如不及时纠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就不可能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在一定条件下，类似“文革”的灾难还将会重演。睹此情景，作为党的历史上多次重大事件的擘划人与参与者，陈云同志挺身而出，为突破“左”的思想桎梏和两个凡是的政治禁区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因为这两个问题相互牵扯在一起，直接涉及到党内的路线、方针和决策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在当时处理起来更为棘手。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人。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错误的或反革命的，那么毛泽东也就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都完全正确，那么“两个凡是”方针就是正确无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就只能盖棺定论。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因为囿于毛泽东长期以来矗于人们心中的威权，很少有人敢对他及他个人的理论（非毛泽东思想）提出怀疑和挑战。而如果不打破这块久覆人们心头的坚冰，一切正确的思想就无法建立和生存。陈云同志对此十分明了，但他还是决定要揭开这两个“盖子”。

　　1，坚决抵制和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积极支持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1977年3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陈云与王震、肖劲光、王诤、耿飙等同志聚会商讨要事。其间，陈云发表了意见，明确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左”倾政策的不满。并且，陈云还把此前拟定好了书面发言让肖劲光当众宣读。 该发言涉及到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包含的要旨有三个方面：⑴肯定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历史意义。⑵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明确“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和“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并且怀疑“‘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⑶完全拥护和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三个方面的总思想是在否定以前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界定和为邓小平翻案，其实质就是否定“两个凡是”。这与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的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再次强调：“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重要发言敢于揭疮疤，与“两个凡是”唱反调，尤其是公开支持邓小平上台主持党的中央工作如同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着实表现出陈云同志坚持真理的革命无畏精神。因为邓小平的问题是经过毛泽东点名“画圈”的，按照简单的逻辑思维推理，肯定邓小平在抵制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无疑是在否定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复出参加工作的时候，华国锋执意要求邓小平写一份检讨，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目的是达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邓小平的拒绝。在陈云等党内一大批人士的努力下，197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同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也得到了平反。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是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关键性步骤。在这里，陈云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抵制也有力地推动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并最终使党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2，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1977年 9月28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要求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当时的情形下,陈云是我们党内第一个明确提出恢复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央领导人。 1979年1月，陈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价了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有过杰出贡献，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 1979年3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在谈话中专门提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这里，陈云是站在党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利益的高度来评价的。1980年11月，陈云先后两次同胡乔木 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他指出，写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破坏民主集中制；中央应该作为一个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地方有些人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1981年3月，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里，要求《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还要把建国以前28年 的历史也写进去，“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的更全面，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毛泽东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他的这一重要意见完全被《决议》所采纳这种客观、公允的评价，既维护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澄清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极端愤慨等错误认识，还原了具有真实历史面目的毛泽东个人。更主要的是解决了长期以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重大思想问题。

　　二、积极倡导恢复党内的民主生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 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的，没有民主，就谈不上集中。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回顾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党内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时期，往往就是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时期。大革命时如此，“第五次反围剿”时如此，“大跃进”时如此，文革时期更是如此。对视民主如生命的陈云来说，文革结束后，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立即恢复党内的民主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各项事业基本走上了正轨。针对党内民主生活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民主气氛还不够活跃的现状，1979年1月，在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次群体会议上，陈云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发表了讲话。讲话强调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性。他肯定了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陈云同志之所以重提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的这一段话，是因为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八大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被林彪、“四人帮” 破坏殆尽，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局面，包括陈云自己在内的许多党的高级领导深受其害，不仅政治上的自由被取消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得不到保障，甚至被残酷地迫害致死。这是我们当的历史上又一个惨痛的教训。此外，陈云还把苏联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条约》的经过作为宣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典型，认为苏联在列宁领导时，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但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有鉴于此，他认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对民主就有深刻地认识。他曾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对什么是民主，陈云认为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但“民主又必须集中”， 要让人讲话，尤其是讲不同意见和批评的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十分注意党内民主问题。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书记时，针对党内生活不健全的问题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认为中央书记处应该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1982年6月，在审阅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时，他对稿子上关于“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句话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陈云同志的领导和带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主法制建设逐渐走上了正轨 ，国家也从文革混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给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在组织工作上，坚定支持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中央工作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平反冤假错案，是党的组织上拨乱反正的关键。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阻碍，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年内，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依然缓慢。1977年12月，在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时任中组部部长）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开始了艰巨而困难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

　　1.为重大历史事件说话，表明态度。对于一般的冤假错案，只需要按照当时的政策，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但对于文革中造成的大案、要案，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一直犹疑不决。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有关对彭德怀和陶铸等人的平反、康生的罪恶等问题还是大家都不敢触及的禁区。陈云却在会上率先提出这些问题。他对六个当时影响较大的、同时也是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叛徒的同志应该给以复查；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问题历史是清楚的，其问题应该由中央组织部复查，专案组应该取消；彭德怀担任过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应该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北京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康生同志的错误很严重，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给予他应有的批评。 陈云在发言中措辞极工，六个问题中除大量使用“是”、“不是”等刚性判断词外，一连用了5个“应该”，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果断态度，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2.寻找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积极推动全国的平反工作。197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以陈云为首的党的领导与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这件大事寻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1978年9月，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地为林彪、江青集团在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在同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彭德怀、陶铸得到了恢复名誉，他们的功绩和贡献被重新肯定；同时获得平反的还有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新疆叛徒集团”问题、“东北叛党集团”问题等。这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从此，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以更大的规模、力度在全国展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年半的时间里，党中央不仅为在文革中的大批冤假错案甄别平反，而且还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内外人士平反，如吴晗、马寅初、剪伯赞、费效通、钱伟长、黄药眠等人。此外，“胡风反革命”案、“潘汉年案”、“地富反坏右”等历史遗留问题也都得到了平反和摘帽。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教大的冤假错案，使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辜受株连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3.为“两案”定性，严惩反革命分子。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0年9月2日，相继作出《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

　　《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于10月向全党公布，同时决定撤消对他们两人的悼词，将其开除出党。在以陈云为首的中纪委的领导和推动下，1980年9月至次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文革中最大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审和宣判。在关于“两案”处理工作的问题上，陈云发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意见。他肯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界定是一场内乱，但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他更强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因而，他主张：“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处理。”其目的是教育更多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斗争中吸取教训，从而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方法。 这就避免了“两案”审理中出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现象的发生，教育和团结了大部分有错误的共产党员，真正起到了惩前毖后的作用。 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可谓大快人心，使党和人民彻底摆脱了他们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4.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有关人士的追悼会。1978年6月14日，陈云参加了郭沫若治丧委员会，18日出席了郭沫若的追悼大会；8月8日参加了罗瑞卿同志治丧委员会，并出席了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同志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并且代表中央向浦安修、曾志等家属和亲人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8月25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张闻天同志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悼词为张闻天同志的一剩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两年时间里，陈云共参加党内外各界重要人士的追悼会就达10余次 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刘少奇的冤案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后，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同意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并决定在适当的时间为刘少奇举行追悼会。陈云在会议上被选举为刘少奇治丧委员会的委员。5月17日，陈云参加了刘少奇追悼大会。号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的“刘少奇案”在历经10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它的意义不在于为刘少奇个人的平反问题，而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十年文革的彻底批判和否定。

　　四、倡言整顿、改革，调整经济方针，推动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出现了复苏的景象。但由于“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肃清，不久国内即掀起一股新的“洋冒进”热潮，高计划、高指标的“新大跃进”运动眼看就要兴起。有着丰富经济建设经验的陈云敏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调整的方针和措施。

　　1.综合平衡，按比例调整经济。早在1978年2月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为遏制经济建设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强调按农轻重次序发展、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意见。 ）1979年3月8日,他在自己撰写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指出：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结论完全正确；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3月14日，在与李先念联名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1日，陈云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同年4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采纳了陈云提出的建议，确立了经济调整的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随后，在邓小平、陈云的带领下，全国普遍掀起了经济调整和整顿的热潮。这次经济调整为80年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年3月，还是在计划与市场的提纲中，陈云大胆地向理论界提出了自己关于计划与市场观点。他认为，不管是1917年后的苏联也好，还是1949年后的新中国也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完全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即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主张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对什么是市场调节，陈云认为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对计划经济部分与市场调节部分的关系如何划分，陈云认为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部分与市场经济部分的比例调整会有变化，“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针对部分人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的情况，陈云直斥：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陈云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看来，也许存在着不足，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全国的历史条件下，陈云倡导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模式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3.坚持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陈云是同时代人中最为务实的代表人之一，思想敏锐，富于开拓创新精神。他也是我们党内最早倡言改革的重要领导人。综观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⑴坚持对外开放中资金、项目的引进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相适应。⑵在对外开放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⑶在对外开放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⑷在对外开放中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结 语

　　当然，陈云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以上几点，作为当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革命实践家，他无论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都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句话：在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关头，陈云功不可没。

　　陈云之所以能在这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政治工程中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陈云是第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曾经历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过硬，政治思想日益成熟，能够驾驭党和国家全局。第二，陈云在党内具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他是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逝世后，邓小平没有恢复工作之前，唯一能够使人信服和依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第三，陈云对党和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善于运筹帷幄、团结老同志。第四，陈云讲究客观，尊重事实，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段广为人知的话，即出自陈云之口，也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正因为他具有这些思想上和品格上的特点，才能决定他能够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为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作用。

　　

文章来源：（宣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