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陕西作家陈忠实，人们印象最深的怕是他那张沟壑纵横、尽显沧桑的脸吧。初见陈忠实，是5年前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文学讲座，讲台上的陈忠实穿一件褐色夹克衫，典型的关中汉子打扮，朴素而整洁。他说地道的陕西土话，像农民那样朴实。讲座中，他回顾了建国以来陕西文学的创作状况，谈了创作中如何实现自身“三个突破”，即发表关、思想关、艺术关。
　　

    陈忠实话少、不会客套。他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来句玩笑话，会逗乐所有在场的人。他话语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生感悟，他用最简单、最直观的语言来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
　　

    “八百里秦川尘飞扬，三千万人民吼秦腔。” 陈忠实爱吼秦腔。他认为，吼秦腔，能解除脑部疲劳，可调理身体气血运行，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流通，对健康大有裨益。
　　

    陈忠实习惯白天写作、晚上休息，起居有常。当他顺畅地写到一定字数时，便奖励自己去轻松一下，或听秦腔，或找知己聊天，或找人“杀”一盘象棋。
　　

    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西安灞桥西蒋村。在父亲的意识里，是让儿子离开乡村，去谋一份体面的职业。为了供陈忠实及其哥哥读书，父亲常变卖粮食和树木，生活很是艰难。高中毕业前，陈忠实为自己谋划未来：上策是上大学，其次是当兵，再次是回乡村。遗憾的是，末了他回村了。时在1962年，陈忠实感到了命运对自己的捉弄。
　　

    好在陈忠实对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缘此，他变得沉静起来。水深了，才能沉静。沉静中，也许潜藏着波澜大惊。在乡村当教师、当公社干部之余，陈忠实潜心于文学创作。1965年初，《西安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处女作。197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1992年，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来信，说长篇小说《白鹿原》即将出版，并有“高度之议”，陈忠实流泪了。该小说获茅盾文学奖后，行世数百万，版本数种，并为其他多种艺术形式所用，翻译为日语、韩语等外语。这是他沉静写作的名至实归，也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陈忠实坦言，他与文学结缘，完全是一种兴趣。陈忠实大水深藏，一旦地裂土开，才见其汪与洌。
　　

    陈忠实是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他常说：“踏过泥泞五十秋。”此话概括了他几十年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
　　

    《白鹿原》获奖后，陈忠实回到乡下，避开了热闹和喧哗。“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宁静”。在一篇散文中，陈忠实这样自陈心迹。这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宁静、从容，甚至还有些悠闲。
　　

    宁静但不闲散。陈忠实在乡下，读书也好，思考也好，都是在酝酿“大事”。《白鹿原》就是在乡下写成的。
　　

    对名利，陈忠实直言不讳：“毋庸讳言，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反之，在一定的场合和相关的文字话题中，我鼓励作家要出名，先出小名，再出大名。”陈忠实这一代作家，有其历史境遇和人生态度，其精神似可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形容。正像他所说：“我希望有中国作家包括陕西作家能出大名，大到让世界都能闻其名而赞叹，当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家乡的大幸。”“再说利，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劳动赢得酬报，是为正道，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要求喝着玉米糁子就着酸菜的作家‘淡泊’名利，缺乏人道。”
　　

    尽管现在陈忠实已达到“小康”，但他仍保持着先前粗茶淡饭的生活习惯，就连一般人弃之不要的芹菜叶、老莴笋叶，他都舍不得丢。他常说：“生活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如果一味地向高标准看齐，就会消磨自己的意志。粗茶淡饭、五谷杂粮最养人，衣着朴实最惬意。”
　　

    有一次，陈忠实应邀给西安一些青年谈创作，有人问他近年为什么没有写小说？他说：“没有写是因为没有感觉，没有关于小说的感觉。艺术上没有新的发现，干脆不要写。”此次谈话后不久，他写了《日子》等小说，反响很大。《日子》写的是农民的“日子”，有农民生活的悲辛，从农民的角度看社会，有农民对社会的批判。小说写得简洁、含蓄而精到，与其笔下的人物与生活是贴近的。而他的目光又是悠远的，有入乎其内的深刻，更有出乎其外的透视与开阔。我想，这与陈忠实一直住在乡下而带来的宁静的心态有关。宁静，才能从容和悠远。

（201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