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是以党的建设为中心，以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为目标，在进行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社会风气的综合整治，这是廉政建设得以进行的重要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是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政治；在经济上基本上是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与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从那一方面看，这些抗日根据地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了。在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所有的根据地内部实现了广泛的民主，全体抗日人民（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都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充分自由。各级政权机构，都经过了人民的民主选举，建立了真正的民意机关（农村代表会与各级参议会）。在各级政权中，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而这种政权，是全体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等）的联合政权。它是团结一致对抗敌伪的专政，而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等民间习俗，只能采取改革与限制的政策。因而，在各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中，在创建模范根据地过程中，党和政府一直都非常注重改革民间陋俗，加强社会风气的综合治理，教育广大人民树立新的时代风尚。实践证明：好的社会风气，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党风与廉政建设的进行。
一、坚持社会环境治理，改造民间陋俗
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政权要巩固扩大，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之举在于认真搞廉政建设。是在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个问题尤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政权得民心，重庆政权失民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政府是否清正廉洁。当时在延安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通常具有的品质，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边区人人心情舒畅，斗志昂扬，边区管辖地域不断扩大，敌后战场捷报频传。人民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新生活，相反，而国统区由于许多官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民心不稳、士无斗志，正面战场连遭败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廉政建设对一个政权的巩固发展至关重要。
纵观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在抗战时期堪称模范。不仅实现了政治民主，而且在党和政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抗战后的较短时间内，使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均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在创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边区的确还存在着许多缺欠和不足，特别是消除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丑恶现象，其任务还相当繁重。这主要表现在民间陋俗与社会风气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如赌博、吸毒、“二流子”及巫神等不良习气在边区境内还相当盛行，这与模范根据地的地位极不相称。若不及时加以整治，会影响廉政建设的进行。
在民俗方面，仅婚丧礼仪中封建迷信的成份比比皆是。例如，订娃娃亲的就比较普遍，还有包办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等现象屡见不鲜。又比如在丧葬风俗中，老人断气时，须由儿女背出“望天”，以表示临终恋天之意；安葬前，还要找阴阳看坟地等一整套封建礼教的程序。
在民风方面，也非常混乱。据调查，延安市1937年前人口不足3千，而流氓地痞将近5百，占人口的16%；而延安县1937年的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1629人，占人口的5%。延安有首民谣说：“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说明了边区政权建立以前流氓之多。接管延安前，市内就有官办大烟馆5个，赌场15家，的确是“烟毒”泛滥，赌博成风，还有娼妓54人，巫神60多人。这一批赌棍、娼妓、烟鬼为首的地痞流氓，长期勾结在一起从事抢劫、贩毒吸毒、卖淫、赌博等罪恶活动，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风尚。
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巫婆、神汉、阴阳、算命先生比比皆是，他们利用边区境内众多的庙会伺机活动，诈骗钱财，求神、抽签，占卜等迷信活动相当普遍。比如延安清凉山道观每年都有盛大庙会，4月8日作为“子孙圣母娘娘诞辰”，与会者络绎不绝，大多数是为求儿求女，祈祷保佑平安；建房打窑、红白喜事也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地、择日子；有病者请巫婆、神汉“救治”。这些不仅给群众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的各项生产活动。
面对如此严重的丑恶现象，各级领导干部敢不敢认真纠正与查处，不仅是对每个领导同志的严峻考验，也关系着廉政建设的成果能否保持。针对上述种种封建迷信遗迹，毛泽东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文盲太多，加上巫神作乱，边区缺医少药，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他指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对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策法令，并于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分别以149票和155票通过了《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和《严禁鸦片杜绝毒害案》交政府执行。
当时关于《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的理由为：
一是婚姻问题，边区群众尚有包办、买卖婚姻、未成年结婚等不合法行为，此种陋习，应予改革；二是缠足问题，边区群众中尚有青年妇女不放足和幼女缠足等风俗和现象，这些妨害妇女健康，与提高她们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目标相去甚远；三是迷信问题，边区人民有迎神拜佛之风，有求巫医之举，此种旧习，消耗人力财力物力甚巨。
提案指出：“以上诸端，不仅妨碍社会进化，而且减弱抗战与革命的力量，今后为彻底解放妇女与加强边区社会建设，一切不良风俗必须严加改革。针对此情，提出以下改革办法，要求群众团体、剧团、报章，应有计划的进行改良风俗的宣传教育，由边府修正婚姻条例，公布禁止缠足与破除迷信等法令，通令各级政府切实遵行；各地小学教员应以改良风俗问题作为教材；加强各级干部的教育，特别是区乡干部，并在广大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开展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从基本上杜绝人民祈求巫医之陋习。见《民政厅提案录》1941年11月。随后，边区党和政府依据改革风俗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破除迷信、改造巫神，全体动员、禁毒禁赌；以及改造“二流子”的群众运动。
（一）破除迷信，改造巫神
由于历史原因，边区卫生和医疗状况落后，医务人员和药品缺乏，疾病死亡率极高。直至1940年后，成人死亡率仍达30%，儿童则高达60%。因此，巫神乘机大搞迷信活动，坑害群众。据1944年10月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29人，占150万人口的1.35‰。仅延安县一年统计，全县消耗于巫神招待费即达3361万元，其中59个巫神当年共治死278人，据此推算，两千多巫神每年则要治死1万人左右。这些巫神在各地欺骗百姓、伤财害命，普通百姓长期以来已习惯于迷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边区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绝对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或秘密的活动。边区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巫神的群众斗争，采取广泛宣传教育与公开揭露其罪恶事实相结合的办法，收到良好的效果。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曾发表《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揭示了巫神骗人的伎俩，要求中西医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公开揭露与广泛开展用巫神现身说法反巫神。比如，1943年8月，富县大升号区5乡木瓜村一妇女被蛇惊吓患病，该村巫神借机敲诈，采取以香配神药，修蛇神庙等手段，诈去民财1万余元。政府得知后即召开村民大会，通过揭露其骗人伎俩，激起民愤，展开了反对巫神的斗争。为了彻底禁止巫神活动，曾在全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的群众运动，各地党政军民一起行动，召开反巫神大会，用当地巫神作恶的实际事例，向群众广泛宣传；利用庙会，集市等时机，让有悔改之意的巫神坦白交待，以他们为反面教员，启发群众觉悟，认识破除迷信与反对巫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取缔巫神活动的力度，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与此同时，各地组织中西医、小学教员等联合起来，一方面劝导当地巫神改邪归正，变成自实其力的劳动者，正当去谋生；另一方面劝说广大群众不要相信巫神，要相信医药，主动给病人介绍医生治疗。在这些政策的感召下，大批巫神得以转变，并能主动坦白，交待自己好逸恶劳、骗人诈财的罪恶。他们还自定公约：“我们约定，再不巫神；遣关斩杀，都是骗人；讲求卫生，破除迷信；各样嗜好，都要改正；参加生产，闹好家务；互相监督，教育别人；违犯此约，甘受处分。”陕西省档案馆藏件，民政类4号全宗332卷。通过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措施，终于使毒害群众多年的这股恶习被制止。
（二）全体动员，禁赌禁毒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劣习，在革命后经过政府的严加禁止和坚决取缔，基本上已经绝迹。但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在沧陷区大肆纵毒，国民党统治区腐败风气的影响与渗透，曾一度被肃清了的赌博、吸毒现象，又在边区开始死灰复燃。对此，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为了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增强抗战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边区政府成立后便及时发出布告，“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特别指出：凡“强占民房，聚众赌博，包庇或贩卖鸦片者，无论任何机关与人员，均得以法令惩处之。”《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10页。就禁赌来说，“布告”发挥了较大作用，绝大多数群众对赌博行为殊堪痛恨，比如边区管理局干部郭一鸣，他给政府主席写信反映延大、保育院、中央医院、管理局等赌博输钱情况，要求政府严重注意，迅速处理。他还分析了赌博若不及时禁止，将会产生的恶果。信中说：“今天赌博之风多出于下层事务人员及莠民之中，这些人一无恒产，二无厚禄，仅靠月给块半津贴或节衣缩食的余资，如何弥补此巨大损失，故偷盗之事接踵而来，而且已是既成事实，并非推断。然则小而偷盗变卖公物，大而汉奸利诱作破坏工作，全非吹嘘，而发展之必然规律也。”政府的严厉打击和广大群众认识水平的提高，是禁绝赌博歪风的重要因素。
烟毒的危害更甚，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边区政府针对边区实际颁布了《禁烟禁毒条例》，明确规定“鸦片、吗啡、高根、海洛因、各种烟毒配合或化合丸药”，均属禁止之列。对吸食或注射烟毒、买卖贩运烟毒、种植鸦片烟苗、制造吸食注射烟毒之器具者等，要视情节轻重处以徒刑、苦役和罚金。凡吸食注射烟毒者，要向政府登记，限期戒绝，违者论罪。
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厉行禁种禁吸烟毒，但仍有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惜干违犯禁政，偷运贩卖烟毒竟愈演愈烈。据统计，1939年前，延安市就有烟民1500人以上。为此，边府专门设立了“禁烟督察处”，专司其事，并通过《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以利进行。此后，凡隐藏暗地运入之仇货而经检举者，除运货人得受处罚外，其隐藏货物者，亦受同等之处罚。在禁止烟毒的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严以执法，从不姑息迁就，表现了禁毒的严正态度。为了进行彻底查处，还规定了查辑人员不得滥用权力，挟嫌诬陷，不得任意侮辱被检查人，或其他舞弊徇私行为，违者依法重处。而对查出的吸食者，集中举办戒烟所，对其实行强行措施。截止1941年，仅延安市政府禁烟委员会戒烟所，就戒掉了1398名。全边区一批吸食者都得到改造。
从此，边区彻底消除了赌博，禁止了种植、贩运与吸食毒品的劣迹，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与健康，净化了社会风气。
（三）改造“二流子”
所谓二流子，系指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的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据1943年初统计，全边区尚有二流子9554名，占总人口的6‰。这些人对社会上的影响很恶劣，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是不劳而食、好吃懒做；飘风浪荡、宣传迷信，挑拨是非；偷糜盗谷、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但不交粮送草，还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无所事事，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破坏社会秩序。
边区政府建立后，广大群众支援抗战，发展生产，为从事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革命的政权保证。在边区开展各种建设的同时，又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采取了多种渠道和方法步骤，终于使大部分二流子得到改造，变成了健康勤劳的农民，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边区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得最早的是延安县和华池县。1937 年，延安县就采取各种方法，动员了299名二流子参加开荒生产，第二年又有578人变成了劳动者。其办法是：深入做宣传教育说服工作，让其好好生产；政府给他们一定的生产任务，按时检查，并指定专人监督，发动群众向他们作斗争，迫使他们生产，政府帮助二流子解决生产方面的具体困难。随后，边区党政领导在总结上述两县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号召。到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时，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开始变成了普遍的群众运动，只所以此项工作在边区能顺利进行，是党和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教育、改造方法。
(1)明确划分二流子的界限。以前因界限不严，含义不清，被误认为二流子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边区规定的标准是：第一，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第二，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第三，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二流子习气的公民。按照这个标准，又发动群众评议，被确认为二流子，由区政府登记，有的给挂白布条，改造好后取掉。
(2)干部分工负责，进行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区乡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改造，利用各种形式，动员说服二流子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改过自新。定边县长孙璞、清涧县长黄静波和吴堡县长王恩惠等，都亲自参加有关区乡召开改造二流子的会议，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做二流子可耻，劝他们改邪归正，群众对此深为拥护。
(3)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改造二流子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社会教育，靠群众的力量给予经常性的教育、监督和改造，效果较好。政府各级部门也加强联系，综合施治。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说服教育工作；文化教育部门施以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教育；文化部门则利用各种形式编写戏剧等促进改造；军队中的各级机构也积极协助地方帮助，促使二流子转变。
(4)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做到“对症下药”。由于二流子的表现程度不同，不能采用单一方法，还必须实行相关辅助办法。一是强制和半强制：因为宣传教育不是万能的，光靠一般性检查，监督还不够。当时就有允许二流子寻保人的作法，这样既能加强保人对二流子教育的责任心，使二流子有经常的教育和监督人，二流子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保人的批评、教育、二流子转变不了政府追究保人责任。这样，在无形中政府给予了保人一种管理、教育二流子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保人敢于批评教育，使其既逃不脱，也滑不掉。这种办法在促进二流子转变上发挥了很大的效力，使改造的计划与任务落到了实处，也使其转变和生产计划的完成有了保证；二是用纪律约束，互相监督。比如制订村民公约，规定不吃烟、不赌钱、不当二流子等内容，互相监督，谁违犯公约就处罚谁。
总而言之，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是成功的，经过1943年一年，便改造了二流子4500名，占二流子总数的47.1%；1944年边府将计划改造尚存二流子数的90%，最终使边区的二流子消声匿迹。
（四）改革婚丧礼俗
对于过去长期存在的不良风俗习惯，民间的婚丧嫁礼节非常繁琐，备极奢侈，而且带着严重的封建迷信色彩。那种旧婚丧礼俗，浪费财力和时间，还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为了彻底破除迷信和改革风俗，在征求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在尊重当地一般习惯的原则下，1941年6月25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向各专署及县市政府发出指示信，明文规定：(1)破除迷信，应着重对人民进行教育，建设卫生医药设备，不必强迫打庙，勒令巫道法师改业，并限制阴阳之剥削。“埋人”工资不得超过农村工人。(2)改进婚姻制度，严禁买卖包办婚姻及童养媳、童养婿，禁止早婚，慎重处理抗属结婚、离婚问题，但不能置之不理。(3)广设人民意见箱，各专署县市区乡政府所在地，以及大的市镇要道，广设人民意见箱，指定专人管理，吸收人民的意见，应善为处理民事诉讼。《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
在民政厅这个指示下达后，边区逐步实行婚丧旧俗的改革。边区政府率先执行，机关干部结婚极为简单，周末开个座谈会或文艺晚会就办完了婚礼；凡遇死了人都采取开追悼会的办法，以表哀思；对革命有功者，政府发文立碑纪念。这些办法当地群众也能接受，并被普遍实行。但是，长期约定俗成的婚丧礼仪，并非朝夕易事，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因素，需要长期坚持改革。1946年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又通过了关于《为改革丧事礼俗，提倡简素并改造阴阳案》，针对三边丧事一次浪费10万以上边币的状况，政府提出改革办法是：(1)先从青年阴阳着手改造，在区乡开座谈会，内容以教育为主，并将迷信的事实逐渐说明，使阴阳第一步不迷信，人死后，争取越快丧埋越好。(2)简素：孝布只是孝子孝孙家庭人，女婿女儿外甥同是半孝布（自备），其余同是纸花，纪念时争取时间短促。(3)阴阳丧埋也要付工资（超不过工人工资的两倍至三倍，以日子计算），各级政府将此事应列为工作之一。在关于《为提高文化改良习俗礼节案》中，提出的办法是：(1)加强深入宣传教育；(2)具体规定婚丧礼节；(3)定出法令给以必要的限制和禁止。通过上述这些提案，交政府研究办理。为此，边区政府认真对改革婚丧礼俗案进行了落实。在当时发出的一个命令中要求：“各县除以当地具体情形拟定办法提倡执行外，并应特别注意宣传解释，使人民能够自觉地逐渐改革，不得求之过急，采取强迫命令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4页。因为婚丧礼俗关系到每家每户，只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对待，逐步改革，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正是由于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十多年来通过对普遍存在的民间陋俗的改革、整顿，使这些丑恶现象基本绝迹，使边区的社会风气迅速改观。一位友人针对此情感慨地说：“在堕落腐败的旧社会制度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也决不可能有办法解决的。然而凡是到过解放区的人，却会获得一个相反的强烈而新鲜的印象，就是没有乞丐和小偷；老解放区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见(1949年香港群众周刊社出版的《群众》第3卷第38期）。这个看法，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边区当时社会面貌的新气象。
二、加强舆论引导，树立良好风气
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特别注重宣传舆论工作的引导，为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在开展廉政建设中，先后制定颁布了宪法及相关法规。如行政法规、经济法规、社会保障法规、有关诉讼实体法与程序法规等法律条文，并通过党掌握的新闻媒体作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都能以法行政，自觉规范个人的行为，积极维护和建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延安，党中央又结合党内的实际，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之后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集中加强党性和纠正党内作风的运动。毛泽东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2页。在当时，由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全延安良好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再加上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倡导颂扬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劳模运动，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对于党内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能及时通报给以批评，特别是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不管开除党籍，判刑和处死的，都能及时予以公开报道，有时加以评论，以启迪他人不再犯同类错误。
在延安，当时比较有重大影响的肖玉璧贪污案，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立即发表《从肖玉璧之死说起》的言论时评。文章说：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长等等。
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要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
今年，是边区更发展的一年，但也是更困难的一年；在和困难搏斗中，定会有千万个英雄挺身出现；但，却也难免不有“肖玉璧”式的“小丑”，贪污腐化、怕困难、开小差，或者竟走向叛变之路？！
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作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通过《解放时报》短短200多个字的评论，就把肖玉璧与全边区反对贪污的决心表达出来，它告诉人们，有一个拔一个，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同时也鼓励同志们，在与困难搏斗中，定会有千万个英雄挺身而出。这就是最典型的舆论引导，在当时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严肃查处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并作公开处理，以教育全党。比如革命功臣，八路军某部团政治委员刘振球，他出生在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至十二岁就给人家放牛，后又继续了8年学徒和手艺工人的生活。193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轰动全国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经过长征后任营教导员，亲自指挥并参加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光荣负伤。1938年1月升任团政治处主任，后任该团政委。十年来他曾三次被敌人的枪弹毁坏自己的身体，可谓革命的功臣。但刘振球将职务的提升看为是更有“权利”和“地位”了，于是便凭借党给他的“权力”进行破坏党纪军纪，9个月中犯下许多罪行。表现在消极怠工，工作不负责任，一无布置，二无检查，几个月不开会议，放弃领导责任。严重的官僚主义，为敷衍上级，巩固自己的“地位”，随意谩骂和惩办干部，从个人感情出发及对他的向背态度胡乱提拔和打击干部，造成干部中极大的不安，纷纷要求调动工作。而他对于上级则采取极端轻视和不尊重的态度，经常拖延和抗拒上级命令和指示，给部队工作造成重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刘振球本人生活极端腐化，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几个月中此类费用在300元左右，又私吞公款240元。经党多次教育，劝告、批评、斗争，而刘毫不反省，以致最后与山西某些反动分子秘密往来，并在党挽救他最后一次会议上，声言要另找出路。为着巩固党，严格党的纪律，总政党务委员会于1939年1月8日决定开除其党藉，交法庭处理。
针对此事，胡耀邦同志专门撰写了《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藉，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一文，着重分析了刘振球从革命功臣为什么会堕落腐败的原因。他认为：
（1）由于刘振球对革命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行程怀抱着悲观失望的心理。当时我们党是处在一种新环境下，这个环境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事业有光明的前途，又一方面说明了加在我们身上的是严重的困难。毛泽东说：“假如我们不能熬过这段艰难困苦的路程，我们的胜利是不能设想。”《中共党人》1939年第4期。刘振球是没有而且也不愿意理解这一点的，在他想来，革命已经“苦”够了，现在还要“苦”，革命胜利是如何的渺茫啊！刘振球的政治短见使他惊惶失措，行坐不安，使他失掉了胜利的信心，而旧社会的腐败生活又在拼命的引诱他。就是这样，他的畏怯、懦弱、苟且偷安的心理急激的展开起来，便从为党奋斗的道路走入相反的道路。
（2）由于刘振球的自私自利主义发展到了极度。刘振球处处总是忘却不了个人的利益，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他总是个人的利益高于革命的利益。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惜浪费以至偷窃公家的一部分财产。他要顾及个人利益自然要牺牲党的利益。这样便变成了消极腐化、官僚主义、浪费贪污，违反党的政策，反抗党的纪律。
（3）由于刘振球的自大主义发展到了顶点。他总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以为自己是“劳苦功高”的人了，像他这样的人物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当他滥用公家的财产时，就常说“老子革命十年，难道用一点东西都不行吗？”当同志们劝告他时，竟然发出“哼，老子十年了，从来没有受过你这样的批评”；当上级指出他工作没做好时，他就说“请你们来领导领导，就晓得我们这里的工作难做。”在刘振球看来，自己什么都够了。什么理论，工作经验，学习，对他是不值得再注意了。他目空一切，自大，不仅使他不进步而且助长了他的堕落。
（4）由于刘振球坚持自己的错误。他的错误是一天天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党采取了一切努力和方法挽救他，当他错误萌芽时就曾劝告过他。后来更不断的在个别谈话中以及各种会议上指出他的错误及危险性，可是一切都成为枉然。刘振球把党对他的苦口婆心的教育、帮助、劝勉和忠告，看成为不应该的事，是恶意，是“放屁”！他死心塌地自绝于党，开除他的党籍是十分必要和千正万确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今天某些人，若不引起足够注意也会走向腐败甚至会犯罪。
还有一个普通党员刘力功，1938年入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党的建设”，训练班毕业后，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鉴定，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的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而且又是无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决定他到下层工作中去锻炼，开始他采取欺骗态度称病不接受，最后经过许多教育说服，仍始终坚持个人意见，不服从党的决定，拒绝工作。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刘力功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不服从党的分配，完全没有党员服从党的立场，1939年4月19日决定开除其党籍，并责成党的各级组织讨论这一决定，吸取教训。
刘力功虽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什么特权，但他却忘记了自己是位共产党员，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且违反组织原则，同样被开除党籍。这件事似乎很平常，但对全党仍有普遍教育意义。所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评论，指出：“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战争中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个别的共产党员在个别地区的政权机关中（如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中工作者，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他强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正是因为他的每个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先锋的分子。”《解放》1939年第37期。陈云同志的这篇评论，很有说服力，对广大共产党员加强纪律教育起了重大作用。
三、陕甘宁边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
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尽管不如现在那么有计划、有安排、按步骤地去进行。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也是有目的、有内容、有重点的。其目的就是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把边区建设成为文明先进的地区；其内容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和民风民俗改革等；其重点是党的建设，也就是说，通过党风建设来带动廉政、勤政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延安时期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这里论述的是，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后陕甘宁边区出现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风端正
延安时期，由于始终不断地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从而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中国共产党更加走向成熟。这样，才把中国共产党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又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真正建设成为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正如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充分肯定的：“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毛泽东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无疑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高评价，这也是廉政建设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政府清政廉洁
边区政府自1937年9月成立，到1950年1月结束，历时12年4个多月。在此期间，边区政府一直把清政廉洁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实行了诸多有效措施和办法，才逐渐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廉洁政府”。其表现在：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边区政府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它执掌政权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办事。因此，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毛泽东号召的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原则。首先，它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例如组织和领导群众打日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土地改革、搞生产建设、关心和帮助群众解决办教育卫生事业和油盐柴米问题等等。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群众办实事。当时边区群众丢掉一头牛、一只猪，政府都要发布公文给以寻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边区政府的一贯指导思想。其次，它在财政上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得当”，“既要开源，又要节流；量入为出，也量出为入”。这是边区政府为人民掌权、用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边区的财政十分困难，政府经常教育一切工作人员，要把来自于人民的每一文钱，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要用钱少，办事多，甚至不用钱也办事；并十分注意节约，决不允许存在铺张浪费与贪污现象。边区政府曾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要注意一张纸、一寸布、一点油、一根火柴的节约；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因此，勤俭节约成为风尚。第三，它的一切公务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仅以当人民的勤务员为荣，不摆官架子，而且在工作中朝气蓬勃，干劲很足，经常以忘我的精神在为革命而工作。党需要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艰苦的地方人人争着去，艰苦的工作人人争着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边区公务员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度的发扬。
第二，艰苦奋斗是边区政府的一贯作风。边区经济落后，物质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困难，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困难更为严重。当时，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发薪俸，实行生活津贴制度。边府成立后对工作人员规定的生活标准是：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5元，各县县长每月3.5元，每天1斤4两粮食，4分菜钱。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20至30元之间。1941年后，由于财政遇到严重困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少量的津贴也全部取消，改为供给制，从边府主席到乡长、文书、只在伙食供给和衣服上稍有差别，即厅长以上吃小灶，科长以上或相当科长以上的老同志吃中灶，其他吃大灶。大、中、小灶的差别也很小，小灶每月多几斤油，每餐有一个白馒头，中小灶的差别就更小了；衣着上，领导干部比一般同志只是上衣多个小口袋，衣料除厅长以上有时有斜纹布以外，其他一律都是平布或边区产的土布。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党外少数民主人士虽说实行薪金制，但其数量也很低，只能勉强维持其本人及家属生活。对此，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这种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却又忘我工作的情景，无不为之感动。甚至惊奇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有的还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干部。”
第三，为政清廉是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品德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手里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边区政府法文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为政清廉。边区抗战时期的施政纲领中说：“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五一”施政纲领中要求：“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又提出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作为公务人员的守则之一，并解释说：“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腐化，不堕落。”这些规定均表明，实行廉政是政府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的品格。通过实际工作的检验，边区政府的各级公务人员基本上都做到了清政廉洁，堵绝了各种歪风邪气，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
为保证政府工作人员为政清廉，边区政府还相应制定了许多有关条例和规则，作为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对他们加以约束。正是由于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收到明显效果，并受到各界人士好评与赞扬。林伯渠主席曾豪迈地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所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但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而且也真正成为全国最廉洁奉公的政府。
（三）社会风气良好，是边区政府外在形象的充分展示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同一时期中国的两种区域及社会风气作了对比，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这样的评论，准确地概括了两个政党、两种政权及其社会所造致的截然相反的图景。对此，美国记者斯诺在两次采访延安后感慨地说：“我曾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该地政权改组以前和改组以后——都参观过延安。我在现政权建立后最后一次访问它时，发现它已大大改变了，因为中国任何部分，都没有比这整个地区动员得更有效。在7年中，延安政府已在世界上一块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上建立了文明与繁荣的社会生活。”斯诺《6千万被忘掉了的同盟者》1944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他转告国人，在边区“鸦片烟已经禁绝，娼妓和儿童奴役有效地被禁止了；没有一个乞丐，二流子被改造参加工作。”1944年8月18日《解放日报》。
通过党和政府的不断努力建设，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风气的确是良好的。整个边区境内，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经过整风和大生产两大运动之后，已丰衣足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充分展现出这块新民主主义模范区一派生机与活力；人际关系融洽，和睦相处，平等待人的风气已经形成。比如1938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时，机关，学校和市民都来不急关锁门户而去防空，轰炸后一度给社会秩序造成一片混乱，但大家都全力去抢救伤员，而无一人去发洋财；1942年7月延安发大水，冲走许多人和牲畜，整个延安都卷入救灾赈济而未见一人去为自己发横财；1945年11月，毛主席由重庆谈判归来时，市民们为了迎接主席，欢迎的人们丢下门户和商滩、水果店等而奔向机场，他们的东西无一丢失。边区这么好的社会风气，而国民党政府却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开动种种宣传机器，做颠倒黑白的宣传，成天造谣，诬蔑“奸党”、“奸区”如何如何，而铁的事实却是无法掩盖的。请看国际友人是如何评论的：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谢伟思等一行立即发现这里“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与“重庆的灰暗气氛”，形成全面的对比。谢伟思将其所得的“极其讨人喜欢”的印象，写成一份有趣的报告，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描述延安的图景。他说：“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是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志百姓的鱼水关系”；“他们的廉洁奉公是显而易见的，财富对于他们可能是无用的——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隐匿起来。假如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们早就可以转奔他方了”，“因为他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专心致力可满足个人的野心，而是奉献于一种忘我的事业的进步。”《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4～295页。据此，综合这些感性材料，这位头脑清醒的美国外交官进而从理性上作出结论。同年11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就卓有远见地预测到：“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96页。
谢伟思写出上述这些看法，固然反映出他堪称是一位正直的和具有敏锐观察能力的美国人，同时也说明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异常广泛和深远的，成了蒋介石国民党魁首的一种难言的心病。1943年6月，一个驻重庆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报告国务院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人在人民的拥护下，并享有政治改革和廉洁的声誉。因而对中央政府及其分赃制度的一种挑战。”由此，他推断蒋介石绝不会给予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和实行民主政治——“要是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国民党以及许多分据各地的土皇帝退位下台。”《中美关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94页。后来，历史的发展从事实上验证了这一预言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