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名言

　　著名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2007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为师生作演讲时的一首抒情小诗中，也引用了黑格尔这句富含哲理的名言，并深情地说：“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思考，做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这席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令人感慨。

　　一个命题

　　1945年夏，黄炎培和几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席畅谈未来新中国和历史上政权更迭周期律“怪圈”的对话，广为流传。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一席对话提出一个尖锐的命题——执政党，能否跳出腐败周期律?我们呢?

　　一桩事件

　　1991年8月，在莫斯科红场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苏联国旗黯然落地，成立90多年的执政党苏共下台并被宣布解散。这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孩子问我：“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去‘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呢?”很幼稚的问题却很难解释。回眸历史，苏共在党员20多万时从“白匪”手中夺取了政权；又在党员200多万时拼杀抗击了武装的法西斯侵略；却在党员2000多万时，败北垮台。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腐败使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形成了篱笆与鸿沟。“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老大哥”，没有跳出“腐败周期律”的怪圈!

　　一组数据

　　据中纪委资料：1992年至2002年两个5年间，全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分别为669300人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处级干部数分别为20295人和28996人，增加42％；处分厅局级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98人，增加25．6％。

　　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达67505名。

　　国家审计署统计：2003年，有3．5万名官员向境外转移资产总额达81亿美元。

　　香港《文汇报》披露：2003年上半年，就有8371名“党员”或“干部”逃离中国，还有6528名官员不知去向，1252名官员畏罪自杀。

　　2005年8月——2006年6月，中央重拳治理商业贿赂，全国查处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六大领域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九个方面的案件占78．6％，涉案金额占81．7％。涉及厅局级官员49人，县处级官员367人，收买权力数字触目惊心。

　　一串名单

　　近10年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乃至被绳之以法的省部级官员之多，已为中外和民众熟知，恕不一一列举。仅举建国以来最大贪污走私案厦门“远华”案，其轰动中外，不仅在于涉案资金700多亿，更在于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涉案的党政军及公安官员达700多人，除身居高层要位的李纪周、姬胜德外，还有福建团省委书记詹少敏、厦门市市委副书记刘枫、张宗绪，市委常委郭晓菱，副市长蓝甫、苏水利，政法委副书记林金栋、海关关长杨前线等。翻开腐败分子的档案，背后都有一个“有忝官箴，难孚人望”的故事。它们形形色色的肮脏与荒诞，令《官场现形记》里的任何一个人物也相形见绌。即使当年的西门庆眠花宿柳，好象还不能用公款或转账支票，甚至连所得税乃至增值税也一并逃了，而当代的腐败分子竟有人用MBA知识，管理着“情妇团队”。

　　一段历史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这一案件被称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短短一年时间，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贪污总计达171亿多万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171万多元。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如果干部一个个贪污无度，胡作非为，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一份报告

　　透明国际组织，是1993年成立的非政府、非赢利的国际民间组织，以推动国际与各国反腐败为活动宗旨。它发布的《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国的清廉指数CPI排名，2004年排第66位，2005年排第78位，2006年排第70位。在“透明国际”2006年BPI(行贿指数)调查报告中，中国在“企业最有可能行贿”的排名榜上列第2位，第1位是印度，第3位是俄罗斯。

　　学者胡鞍钢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类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和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总量13．2％-16．8％。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统计，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达4000多亿元，公费旅游达3000亿元，公款吃喝达2000亿元。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9月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全球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48位降至2006年的第54位，落后印度11位，其中腐败是首要原因。

　　事实胜于雄辩。腐败严重破环公平公正、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让执政党与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让人民群众受苦受难。这，就是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强调坚决持久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根本性依据。

　　一些思考

　　腐败看似钱之痒，实乃权之患，其本质是“权力寻租”，离不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古往今来，研究探讨、试图履新吏治者，可谓汗牛充栋。如朱元璋曾颁发规定：“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者，枭首，剥其皮”，还带领百官参观“剥皮展览室”，但他最后也只能慨叹：神仙也难啊。到了清朝，贪腐愈加猖獗，仅“天下第一贪”和珅就被查抄白银8亿两，相当于清朝20年的财政收入，25年的财政支出，60多年的财政赢余。尽管百姓祈望官吏人人当包拯，个个做海瑞，可清官终就干不过贪官。因为，专制本身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沃土。

　　历史的辩证法委实公允。岁月的风雨不能剥蚀群众的口碑，钦定的史书无法诋毁野老的逸闻。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揭示：资本是利润的化身，如果有200％的利润，它就会冒被绞死的危险。在浮躁的功利主义和混沌的拜金主义喧嚣的浅薄氛围中，过分强调对效率的利益驱动，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模糊了是非的评价标准，丧失了廉耻的价值取向，错乱了善恶的报应机制，让那种崇高的信仰、纯洁的信念、坚定的信心、质朴的操守和德行变得稀缺。而对获取“第一桶金”暴利迷狂的赌徒心态，恰如“潘多拉盒子”释放的魔鬼，诱惑人们轻而易举地放弃尊严，做了本能欲望的俘虏，变成权力、金钱、名利、地位的玩偶，变成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情感失落的心灵木乃伊。什么都有，别有病；什么都没，别没钱。人们穷得只剩下钱了，以至于没有什么不可以出卖了。“小人得志，君子道消”。贪官得意，谁做清官?以金钱为中心，腐败却可以充斥每个角落。失去有效的制约监督，任何“衙门”都不可能是“清水衙门”。

　　有人为贪官总结了捞取“灰色收入”的“五大黄金期”：企事业单位改制时；干部提拔调动时；家庭婚丧嫁娶时；下基层视察、出国考察时；资金、土地、工程项目分配时。封建官员尚有“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的觉悟，我们的“人民公仆”却以丢掉良心和脸皮的“厚黑”，靠“刀头上舔血”的贼胆，吮痈舐痔，吹牛拍马，欺上瞒下，巧取豪夺，谋求非分私利。一旦露败，则或内藏于权力靠山的保护伞下等待时机，或外逃到洋大人的裙裾下苟且偷生，使执法者和人民急于无奈，或事倍功半。

　　被列宁称为中国改革家的王安石，800多年前向宋朝皇帝提出治吏“处方”，今天被演绎为薪俸优厚使其不想贪，道德约束使其不愿贪，制度严密使其不能贪，刑罚严厉使其不敢贪。要实现不想，不愿，不能，不敢，关键要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否则，以薪养廉就是一个姑息养奸的“陷阱”。喂一只兔子，狼就不吃羊了吗?官员工资低就去贪贿，失业工人、贫困农民岂不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去盗窃抢劫?西方发达国家岂不一片阳光灿烂?但有资料显示，美国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犯罪率最高的记录。

　　失去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以德养廉就是镜花水月。党经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和忠告，为政者要如何如何，平民百姓也以草根的愤怒和智慧，对贪官进行各种举报批判，但效果如何呢?期望靠官员个人反腐防腐，等于相信老鼠会尽心尽责看守粮仓。不管白猫黑猫，天下没有不沾腥的猫。前“腐”后继，主要在于权力失衡，管理失控，监督失效，教育失误，自律失败，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不能监督。结果，制度成了“牛栏关猫”的摆设。

　　失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会出现英国学者所说的“权力必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必致绝对的腐化。”反腐倡廉是一场“民权”与“专权”的博弈，只有通过法治，确立民众广泛参与的权力体制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才是跳出“腐败周期律”的正确选择。才能赢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风清气正与社会和谐、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