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句话，道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至今不知道“七十二行”究竟指的是哪些“行”，但今人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显然是虚数，是泛指，指的是各行各业。也就是说，中国十三亿人，都在这“七十二行”里。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从这七十二行中再衍生出一行，两行甚至若干行，也是情理中的事。前不久，我为一个亲戚家孩子上中学的事，约了几位教育界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一个外地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脱口而出：“替人拉托”。不一会儿，朋友给我的手机上发来信息：“七十三行，拉托最忙”。你看看，“拉托”也成了一“行”。

　　“拉托”一词无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早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专门雇来一些人，装成消费者的样子与商家“讨价还价”，引诱真正的消费者购买商品。这些被雇来的人，在当时是被称为“托儿”的。普通消费者大约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购买商品时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扎堆”。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的“趋同心理”在购物时的表现，叫作“大众购买心理”。商家雇佣“托儿”，正是利用了普通消费者的“大众购买心理”。

　　后来，在大医院里出现了“医托”，在网络上出现了“网托”，在房产交易市场出现了“房托”，甚至在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现场也出现靠“托儿”撑场子的现象。一时间，“托儿”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七十二行”的每一行之中。这些“托儿”的共同特点是，用貌似真诚的外表包裹着一颗被利欲熏得发黑的心。就拿“医托”来说吧，他们利用病人和病人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装扮成同病相怜的病人，诱骗真正的病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医，从而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

　　不论是促销商品的“托儿”，还是随之出现的“医托”、“网托”、“房托”等等，背后都站立着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或者集团。他们的活动是以诱导和欺骗为主要手段，让人们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落入圈套。可怜受骗者非但蒙受了欺骗，还要感恩戴德地将钱财拱手送给那些“托儿”。“托儿”的活动实质是对有序的、公平的、正当的竞争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因而也是断然见不得阳光的。

　　然而，由“托儿”衍生的“拉托”一词，不知从何时开始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了。把甲介绍给乙，可以叫“拉托”；把甲的“活”介绍给乙来干，也可以叫“拉托”。“拉托”的目的是帮别人的忙，是联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如此积德行善之举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要上学了，想选择一所好学校，但又不认识好学校的校长，只好找人“拉托”；孩子大学毕业了，想进一家单位工作，也得求人“拉托”。到了该提拔的年龄，却羞于向领导启齿，要找人“拉托”；同年大学毕业又同时分配进单位的人都晋升了高级职称，自己还是中级职称，还得找人“拉托”。家里老人病了，要住院，床位紧张，需要“拉托”联系医院院长；要早点手术，等着手术的人太多，还得“拉托”联系外科主任。老人还是经不起病痛的折磨，撒手人寰，送往火葬场吧！如今的火葬场也是“人”满为患，为了让死者早日超度亡灵，入土为安，还得找人“拉托”。

　　“拉托”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仔细想想，在当代中国，没有什么事不在可以通过“拉托”解决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说“拉托”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的“刚性”政策、法规面前，“拉托”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有人敢以身试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比如你的孩子高考成绩未上线而又想上大学，或者有严重的生理缺陷而又想当飞行员，等等。大凡能通过“拉托”解决的问题，多在政策、法规有一定弹性的行业和领域。说穿了，“拉托”其实就是钻政策、法规的空子，打“擦边球”。

　　一般来说，“拉托”效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除去事情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拉托”者本人的“能量”。如果“拉托”者社会关系广泛，有权，有势，“拉托”的效果就好，效率就高。所以，“拉托”这个平台，从一开始就是为那些社会关系广泛，有权、有势的人搭建的。比如，你想为孩子找份好工作，就首先必须和人事部门的领导取得联系，“拉托”的人就应该是这位领导的或亲属，或亲戚，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学，或同乡，或上司，或部下。如果请这位领导的上司“拉托”，那你要办的事情就稳操胜券。因为关系的亲疏直接影响“拉托”的效果和效率，所以那些社会关系广泛、有权有势的人，常会成为人们请托的对象。

　　如果“拉托”者只是帮人疏通和协调关系，在不违反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帮人把事情办成，倒也无可厚非。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颇讲“人情味”的国度。唐代科举士子的考前“行卷”、“温卷”之风，其实就是典型的“拉托”现象。青年士子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击败众多的竞争者，把自己平日诗文里的得意之作呈送给那些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取得他们的欣赏。然后，通过他们再向上司延誉，以便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唐代许多大诗人、大作家都有过“行卷”、“温卷”的经历。如此“秀才人情一张纸”的“拉托”，显示了古代博雅君子的精神风貌。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期望通过“拉托”来办的事，大多是政策法规未作明确规定的事，办有办的道理，不办也有不办的道理。对于掌握办事权力的人来说，有亲朋好友“拉托”，办也就办了；无人“拉托”，不办你也没脾气。于是，在人情、利益的驱动下，“拉托”办事大行其道，严格按规矩公事公办反倒成了“不近人情”。如此“拉托”已经严重变味、变质，它已逐渐演变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吃喝之风由此生焉！送礼之风由此生焉！权钱交易之风由此生焉！

　　将此话题进一步延展开来，我们不禁要问，“拉托”现象何以产生？人们能否找到比“拉托”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拉托”在当今社会还要走多远？

　　假如我们有完备的政策、法制体系，需要办事的人和为人办事的人心里都多一些法制意识，都能严格按照“游戏规则”办事，让“庸俗关系学”在办事的效果和效率上所占的份额最小化，那么，“拉托”还会有多大的市场？还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吗？

　　“七十三行，拉托最忙”，绝妙地道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因法制不够健全，人们的法制意识淡薄所导致的一大社会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