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要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迹象表明，农村干部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注意，将成为今后我国反腐的重点。

　　在中国所有的官员里，村干部原本算不上一级官，但他们手中却又实实在在地握有一定的资源。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村干部极有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使之成为他们权力寻租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现有乡镇３．９万多个，村民委员会２０多万个，村官队伍多达１００多万人，他们和９亿农民朝夕相处，既肩负着贯彻落实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又承担着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因此，不能让村官变成“村霸”，村官腐败问题不应被忽视，而应当引起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了。

　　“村官”腐败案件大幅度上升

　　去年以来媒体相继报道了一些“村官”腐败犯罪案件：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大里村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２００万元公款据为私有；贵州省贵阳市新庄村村委会成员集体贪污上千万元；浙江省温州市三里村村干部大肆挥霍土地流转补偿金；河南省原阳县阳阿乡宋圪当村村干部套取合作医疗款８８００元；安徽省凤台县刘集乡山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詹军采取私刻村民私章等办法套骗４００多万移民资金。小小“村官”竟也能腐败如此，令人触目惊心。

　　据全国村务公开督导调研组在青海省进行为期６天的督导调查发现，１９９８年以来，该省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村干部腐败案件５６起７７人，涉案总金额６５０余万多元，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９年，青海省共查处村干部腐败案件仅１件，涉案金额２．１４万元；２００４年查处置３件１７人，涉案金额１７６万元；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全省检察机关收到反映村干部问题的信件就达４４件之多。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４月，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加大查处力度，共立案查处３４件村镇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其中２６件涉嫌挪用、贪污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犯罪，占７６．５％，涉案金额５７９万余元。

　　２００２年，浙江省余杭区纪检部门受理反映村级经济和管理问题的信件达１２９件次，占纪检监察举报总量的３６．７％，涉及８０多人，最后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有１２人。该省武义县纪委２００３年受理的状告村干部信访案件达３０５件，占全县信访总量的９５％。

　　近年来，村官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毒瘤”。村官腐败案件涉及的款物主要有救灾、抢险、扶贫、防汛、退耕、移民安置费、土地补偿款、合作医疗保险费等，既阻碍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又激化了干群矛盾，成为村民信访的热点。

　　“村官”腐败出现新的特点

　　纪检和司法机关对近年来村官腐败等职务犯罪做了梳理和分析后认为，除了过去经常出现的特点，例如：私自出借公款，个人收取好处；乱支乱花滥补，白条抵库；利用公款外出游山玩水。现在腐败等职务犯罪又出现新特点：

　　一、由挪用型逐步转变为直接占有贪污型。贵州省乌当区新庄村的１１名村干部在４年时间内，采用虚报冒领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额竟然高达千万元之巨。在四川成都市检察机关查处的３４件村镇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案件９件，而贪污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案件７件，占此类案件的５０％。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大里村村主任金明池采取分批截留和用空白收据开“大头票”等办法，从１９９９年起，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上级财政拨款８８万元，挪用公款５３万多元，侵占各项工程款６７万元。

　　二、由财会人员犯罪逐步转变为村镇相关负责人的犯罪。１０年前，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财会人员身上，近年采，已经转变为村书记和村主任身上。据分析，主要是土地征用、退耕还林、扶贫救灾、良种补贴等上级拨款和补偿费用增加，被县、乡扣下部分后，村里再截留一点，上行下效，贪污挪用。

　　三、由开假票捞钱变为截留私吞。过去一些村干部为了损公肥私，通过开具假发票等报销将公款揣进腰包，因财务制度越来越严，加上理财、审计等道道把关，私吞空间变小，而由于公共设施和国家征用土地数量增多，被少数心怀不轨的村镇干部钻了空子，从中截留款项。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永和街禾丰村村民多人联名给中国经济周刊写信，反映该村原支书钟某私自截留农民征地款。据查，共计１．９２亿元款项从账面上看已付清，但被钟某巧立名目，以收取管理费的名义仅支付征地款的９０％，截留征地款１０％，也就是说有１９２万元被截留私吞。青海某县有一村官大肆侵占集体和农民利益，逼得５４０位村民联名上访。

　　四、由直接私分公款变为吃喝变相分钱。陕西省乾县大王村曾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文明示范村”，而在短短八年时间内，竟被村干部胡吃海喝、巧立名目，肆意敛财，把富裕村变成负债村。据查实，８年间，村干部报销的吃喝款达１９９９项，共计１９．４８万余元，每年平均在饭馆吃饭２５０天。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村干部一天竟然“吃”了６顿饭。８年时间买香烟共２４２５３盒，平均每天抽掉８盒，买酒４８７９瓶，平均每天喝掉３瓶。在一麻袋问题白条、票据中有多少未进“皮口袋”而直接进了“布口袋”？

　　五、由单—作案逐步演变为合伙作案。成都市检察机关在查处彭州市西郊乡原副乡长陈敬松１０万元贪污案后，深挖细查，查出西郊乡陈家村原支部书记顾明琼贪污１５万余元的案件。辽宁省某市居委会６名干部采取合伙私分奖金的办法，将集体１５２多万元在３年中分光，当上级接到群众举报查处时，居然还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奖金是和工作任务挂钩的，也是绩效制。

　　六、由过去收钱不入账逐步变为造账骗钱。过去农村有“三筹五统两提留”，每年一个村都有几十万至几百万元的农业税、提留款、水费等要经过村干部之手，收钱不入账揣进个人口袋情况时有发生；取消农业税和县乡提留后，每年仅有很少的现钱，如“一事一议”款，或机动田和鱼塘、“三荒”发包，切断了贪污挪用的资金渠道。可是现在，什么良种燃油、化肥补贴、救灾钱物、改水工程款、合作医疗补助等，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额度都在加大，由于外出打工农民多了，有的村干部就盯上了这些外出农民的应得款物，通过编假计划、造假名单、做假账等方法套骗国家补贴款。河南省原阳县阳阿乡宋圪当村采取代人投保骗取合作医疗补助款，安徽省凤台县刘集乡山口村干部采用私刻村民印章套骗国家移民款等便是典型类案例。

　　“村官”腐败职务犯罪为何频发

　　通过对被查处的村官腐败案件剖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干部管理制度有洞可钻。如果按照从前的说法，村级干部应算作“九品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划分，村级不在五级政府建制之内。但现实情况是，１００多万村级干部和几百万村民小组长，他们确确实实才是我国最最基层的干部，吃喝拉撒，喜怒哀乐，３６５天和９亿农民在一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就是几百万活跃在农村的村组干部，可是，他们一没公务员编制，二没财政拨款，三没养老金和医保金，有公事是干部，没事就成农民。各级党政组织历来没有对这几百万村组干部进行专门管理，比如，村支书党委可以任命，主任需经村民选举，而选举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而民政不负责平时管理。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

　　第二，村务公开制度不够健全。２００４年，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随后，中办和国办又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许多地方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公开也是流于形式，走个过场，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试想，如果真的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做了，什么都公开了、透明了，补偿多少款、拨了多少钱、分了多少物资等，张三李四各得多少，一清二楚，村干部想贪想占想造假都没有机会。

　　第三，监督查处制度有待加强。有关政府部门工作简单，只求效率，不讲效果，对有关政策宣传不够到位，特别是对集体产业项目的政策和国家转移支付的款项疏于监督，认为只要按时发放就了结了，不核对、不检查、不下访，仅凭村干部填报，结果出现冒领套骗，截留私用。同时，纪检查处不力和司法关注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第四，村民罢免村官制度作用有限。尽管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都对村民罢免村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障碍重重，阻力很大，加之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态度暧昧，村民们要想罢免由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官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选举时可以请人代填写代投票，一人代一家，一姓代一族，可罢免就不行，非要２／３以上选民到场。因此，罢免制度本身脱离了农村实际，也制约了村民监督村官的作用，对有问题村官只能不断上访。

　　“村官”腐败需下重拳治理

　　我国轰轰烈烈的农村民主选举，令不少西方人士也大为赞叹。但是这种被西方称之为“草根民主”建设，光有选举是不够的，关键是选举后的民主建设问题。村官腐败都是在选举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慢慢演进的，有许多村官上台时是好人，下台时成了罪人，这种腐败和职务犯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亟须探讨对策，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治理。

　　把村官列入干部管理体系。参照国家干部审批、任免、管理规定，把村级干部纳入干部管理序列。尤其是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村干部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报酬也由政府拨给，这就要求地方党委、政府更要加强对村干部的管理、考核工作。

　　严格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加强村务公开，做到真公开、全公开，一切经济活动都严格按财务制度和程序办。还可由村民推荐组成村民理财小组，对村务财务先行审计。村财乡管的地方，如果没有村民理财小组签字盖章，不予报支入账，审计部门也拒绝审计，这样就能堵住腐败源头。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只有把中央要求的农民群众“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实好，才能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作用。如果这四权在民主实践中缺少任何一权，那么这个民主就是“跛足民主”。同时，降低村民罢免村官的程序和操作难度，群众每天用雪亮的眼睛盯住“乱作为”或“胡作非为”的村官，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启动罢免机制，这是对村官最好的民主监督，也是保护村官的有效措施。

　　加大监管查处工作力度。首先，对村官实行有效监管，预防职务犯罪，减少腐败，这是我党爱护干部的一贯方针。因此，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守土有责，监管一方，把各项规章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还权于民，参与监管。其次，对少数已经腐败或有苗头性问题的村干部决不能姑息迁就，该教育的要教育，该查处的要查处，该法办的也要法办。用农村的话叫做“常揪小耳朵，水边不湿鞋”。

　　建立合理的村官收入机制。由于村官没有财政拨款，工资报酬过去主要靠提留款解决的，入不敷出，欠账较多，形成了村民欠村里的，村里欠乡里的，乡里欠村干部的，有时为了完成县乡下达的筹款任务，把自己工资搭进去不算，还时常靠举债上缴；不少地方村干部工资报酬实际上处于无从开支状态，有的年年打白条，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因此，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保障机制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也是预防村官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探索新的分配和保障机制，让风里来雨里去的村官们辛勤一年不再拿白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还可逐步为他们办理养老、医疗保险等，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也不失为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一个治本之策。

　　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已经吹响，村官们的素质高低，形象好坏，不仅会对新农村建设产生影响，而且也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很大影响。广大村官们的中坚力量不可小看，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