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人——海军上校

　　就从我被判刑说起吧。最使我感到羞耻的是世纪之交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我无地自容地站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听审判长宣判：周普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１年。这时，我的全身都瘫软了。

　　２００１年元旦刚过，我被押解到长沙监狱。一进监狱，只听得“咣啷”一声，两扇森严的大铁门关上了。外面的世界是令人留恋的，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但是，精彩多姿的大千世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我将要开始从一个五星级酒店老总到服刑囚徒的角色转变，将在高墙里度过３６５０个难熬的日日夜夜。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１９４７年底，我出生在湖北洞庭湖边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父辈的教导下，深知生活艰辛的我从小就热爱劳动，为人诚实正直，有着远大的志向。

　　初中毕业回乡后，劳作之余，我常常面对烟波浩淼的洞庭湖，看湖上远航的白帆，看天空翱翔的雄鹰，我不想像这里的许多农民那样，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所作为，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像雄鹰一样飞向外面的广阔天地。这年底，征兵开始了，我得知消息后，瞒着家人偷偷跑了６０多里地到县城报名。那时我还不满１７岁。招兵的领导见我年纪小不肯收，我就死缠硬磨，最后，部队领导见我有文化，好歹答应了。

　　我从八百里洞庭走向了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成了波涛汹涌的东海上的海军水兵。我吃苦耐劳、勤学肯钻，受到领导的看重和培养。３年后，我入了党，提了干，组织上又送我到南京海军学院学习深造。学习２年毕业回到部队，从指导员晋升到副政委、政委，我如鱼得水，一帆风顺，被鲜花和荣誉簇拥着。当兵３年，年年是“五好战士”，提干后，一直是团、师、舰队、海军等各级党代会的历届代表，两次荣立二等功。１９６６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

　　.１９８９年，４２岁的我获得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的授衔令。手捧珍贵的军衔证书，我百感交集：从军２６年，我从一个不懂事的放牛娃成长为守卫祖国万里海疆的上校军官，终于实现了儿时展翅高飞的梦想，我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二、商人——商界骄子

　　也就是这年底，我服从组织安排，恋恋不舍地脱下了海军服，转业到了湖南省烟草局，不久又调任长沙市烟草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在地方上，我还是保持一名革命军人本色，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我的工作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一致称赞。

　　１９９５年初，长沙市烟草公司在繁华的芙蓉大道南端兴建“神农大酒店”，我因口碑甚好，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被组织上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指挥长。这座酒店是与外商合资经营的。翌年，将出任酒店中方总经理的我参加了国家旅游总局举办的酒店总经理学习班，并被派往泰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了酒店管理培训。

　　神农大酒店是一座投资３.５亿元人民币的大工程，自然是众多建筑商垂涎的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肥肉”。记得我刚任指挥长时，某建筑公司就找到我，说只要能承包工程，他们可以送我一套在广州的高级住宅另加５０万元人民币。面对如此丰厚的诱惑，我想都没有多想就一口拒绝了。工程开始后，一些大小包工头送给我１０多万元的红包礼金，我都如数上缴了纪检部门。我想，作为一个从事政工多年的领导，不能被这些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打垮。

　　可是，我的这些初衷没有坚持到底。时间长了，特别是出国开了眼界，思想上就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酒店行业，每天迎来送往的都是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看到外国人、大款们一掷千金的豪气，对比自己千余元的月薪收入，就自惭形秽，渐渐地心理上就不平衡了。

　　有些关系户见我不收礼，也就变换花样，两天一小请，三天一大请的请吃、请唱、请洗(桑拿)。他们邀请的次数多了，我也寻思，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吃吃饭、唱唱歌也是很平常的事，总不至于就是不廉洁吧，反正又不往自己的腰包里装。精神上的“堤防”有了漏洞，也就来者不拒地欣然赴约了。

　　我第一次违法收礼是在１９９５年底的时候。某设计院设计了神农大酒店的综合楼，设计图纸定下来后，他们要送我一套彩电、音响。我不敢要。他们就反复给我做工作。当时我正好搬家，也需要这些家电，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我不敢把它们放到新家里，寄存在亲戚家。半年后，我见平安无事了，才把价值４．４７万多元的一台“天域牌”３２８型彩电和一套日本产“健伍牌”落地音响搬进了新居。自从收下这样贵重的礼后，每次回家看到它们，我心里就像１５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庙里拜菩萨，向菩萨诉说了自己的心思。菩萨笑眯眯地说：“凡要成就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要听其自然。”醒来后，我想，既然菩萨都这样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菩萨会保佑我的。

　　一次，我因病住院，某单位驻长沙办事处主任来看我，当时我正在输液。她坐了一会，临走时在我枕头下塞了一个红包，说：“来看看你，不知道买什么合适，送点钱你自己买点营养品。”我言不由衷地要她拿走，还说如果不拿走就要上交。她说：“怕什么，交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钱，又不是公家的钱，谁也管不了。何况别人也不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她的话正中下怀，我也就不再推辞了。

　　我与湘潭某工业防腐保温公司签订了酒店的防腐工程合同，该公司３次以拜年为名送给我５万元。福建供应外墙瓷砖的业务员给我送了３万元。推销花岗岩的田某用我女儿的名字存了一张１万元的定期存单，通过我的司机交给我。为酒店安装冷却塔、玻璃钢的某玻璃钢厂驻长沙办事处主任送我４万元。

　　应该说，盲目攀比，也是我滑向犯罪泥潭的重要原因。我是市烟草公司党组成员、副经理，兼任神农大酒店董事、中方总经理，市烟草公司在酒店工作有２０多人，他们同时享受酒店和公司福利待遇，有的月薪拿到了５０００多元，而作为中方总经理的我负的责任要大得多，但只能在烟草公司拿千余元的月薪。与外方总经理更是没法比了，其年薪是１００多万元。

　　１９９７年８月，神农大酒店开始了试营业。这是一座商务旅游型酒店，装修风格典雅，服务设施一流，管理上崇尚欧美流派，创造的是一种优雅、宁静、舒适的商务氛围。我以军人敢为人先的气魄，在与外方老总的共同打理下，营业仅１年，酒店就获得了国家旅游总局授予的五星级酒店称号。酒店迅速打开了省内外和国际市场，与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往来，很多客户到长沙后，指名要下榻“神农”。酒店年住房率达到了６０％以上，年营业额过亿元，到１９９９年上缴利税达２０００多万元。我从一名上校军官变成了长沙市声名显赫的“商界骄子”，被国家人事部、旅游总局评为旅游系统全国劳动模范。

　　酒店发展了，而我的收入却还在原地踏步走。酒店娱乐部和康体部负责人对我说：“周总，承蒙您的关照，我们的业务蒸蒸日上，也没有什么表达心意的，就从我们员工奖金中每月各给您１０００元，以用于各方打点。”我没有向组织汇报，私自接受了。我觉得每月拿这２０００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没有什么不妥。康体部经理还以资助我女儿出国留学为名送了１万元。

　　就这样，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６年中，我总共收受各方赠送的钱物折合人民币２０.８７万元。

三、犯人——高墙思过

　　我从一个受人敬重的五星级酒店老总到遭人唾弃的可悲囚徒的角色转换过程是十分令人难堪的。

　　２０００年９月６日，我被市公安局逮捕，关进了看守所。在这里我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整天面对铁门铁窗、高墙电网，在极度的寂寞和孤独中度过。以前，我作为五星级酒店老总，头发总是保养得很好的，但进了这里，任何美发都被一把囚犯用的又旧又钝的推剪三下五除二胡乱推掉了；潇洒笔挺的名牌西装被无美感可言的灰色囚服所代替。光头囚服，我感到人格尊严已经被剥夺得荡然无存。夏季酷暑难耐，冬天寒冷难熬；与自己平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１０几个盗窃、抢劫、强奸犯同房为伍，朝夕相处，还要时时默默忍受他们的无情嘲讽和奚落，我的心里如万箭穿刺般疼痛难忍。我常常是整夜难以入眠，即使偶尔睡着了，也往往一身冷汗从噩梦中突然惊醒。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人民解放军上校军官的荣耀，痛悔辜负了部队的培养；想起引以为豪的五星级酒店老总，一夜之间变成囚犯的切肤之痛；想起辛勤劳作一生的父母，养育之恩难以报答；想起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求学上进的女儿，愧为人夫人父。世界上药铺千千万，惟一难寻的就是“后悔药”！

　　自从当上了五星级酒店的老总，我忘记了当初在党旗下信誓旦旦的誓言，不能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把它逐渐变成了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还有就是经不住物欲的诱惑，抵制不住各种“病菌”的腐蚀，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最终导致人生的航船驶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说自己完全不学法不懂法也是假的。说实话，以前反腐败的文件也看过，有关的电影电视也看过，就是没有到监狱去看过，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进监狱。要真是去看过，在里面生活几天，我肯定一分钱也不敢收的。当我知道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到“畏法度者常乐”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党纪国法是人生路上的“红绿灯”，是原则问题的“高压线”，闯不得，碰不得，藐视法纪必然被法纪“锁定”，践踏法纪终将落入法网。古人说：“守身如玉当慎初。”万事都有第一次，这“一”就是“关隘”，就是“缺口”，越“雷池”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过去，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为了能给别人一点启发，当好一个“反面教员”，使更多的人以我为戒，不重蹈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