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我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批捕。两个月来，在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领导、专案组领导及各位检察官的帮助教育下，我主动交代了自己涉嫌受贿的全部犯罪事实，退还了全部赃款赃物。痛定思痛，我参加工作３０多年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使我这个农民的子弟，从一名普通工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了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副厅级）的领导岗位。我理应尽职尽责地为党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但是，在任中共靖宇县委书记这个重要岗位上，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搞了权钱交易，大肆收受下属干部送的钱财，走上了犯罪道路，成为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名腐败分子。回首走过的道路，自己非常痛心.我犯了罪，给党组织抹了黑，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深感辜负了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编者按：吉林省原靖宇县县委书记李铁成在临近退休前，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错将“公仆”变成“主人”，以权谋私。然而，无止的贪婪使他永久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今只能在铁窗下作锥心刺骨的反思。李铁成的悔悟对于其本人来说未免太迟了，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却足以发人深省，为后人所戒。对不起靖宇县党员干部对我的信任和重托。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我诚心诚意地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并接受法律的制裁。现就自己蜕变的过程、犯罪的根源进行反思，但愿以自己的沉痛教训当作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我是吉林省粮食学校６６ 届毕业生，１９６７年８月分配到白城市粮库任化验员。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调到靖宇县农机修造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之后任车间主任、厂团委书记。１９７６年初，抽调为县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从此离开企业到机关，历任财贸部干事、县委办公室调研员、县委办副主任、靖宇镇党委书记、靖宇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代县长、县长，１９９４年３月任靖宇县委书记，到２０００年初调到白山市，前后在靖宇县工作了３０年整。
１９８５年我走上县级领导岗位时３８岁。当时我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尽全心用全力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我在县级领导岗位上时间长了，职务也有所晋升，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些下属干部借春节之机，以“拜年、看望老领导”的名义，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钱，不收怕伤感情，收了也感到很不自然，但最后还是收下了。１９９１年我老母亲去世，我收受了下属干部送的几万元钱物。１９９３年我大儿子结婚，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也收受了部分下级干部的。尤为严重的是，收受了原靖宇县一参场场长的２万元钱。
１９９４年３月任靖宇县委书记之后，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他人贿赂，人数众多，数额巨大，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最终犯了受贿罪。
我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逢年过节、三个子女结婚、我手术住院、老母亲去世、家中发生“大事小情”等“六大日子”，接受下级干部的贿金。这倒不是我选择这些日子让他人来送钱，而是他人在这样的日子来送钱物，理由比较充分，形式上也顺乎情理，话题也似乎好找。靖宇县科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绝大多数借这“六大日子”给我送过钱，每笔数额几百元、几千元，最多的每笔二三万元我采取听之任之、放任的态度收下了。
我受贿后为他人谋取的主要是政治利益，大多体现在干部的任命、调整、提拔 、重用、保位子、表扬、表彰、奖励等诸多方面。帮助他人安排子女就业，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异地调转工作、安排上学等。我为他人谋取政治利益都是在我职务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理的，具有一定隐蔽性，在人们的感情上、感觉上似乎都说得过去。可以说，同等条件看“感情”也好，讲“关系”也好，其实质还是“论钱行赏”，给钱多的自然关照的力度就大。我自任靖宇县主要领导以来，有二百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送物，累计受贿额达到１００多万元。
两个多月来，在检察机关的教育帮助下，通过反思自己犯罪的经过，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我初步认识到我的错误：首先是没有经受住商品化大潮的冲击，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
９０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取向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波对我的思想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导致我走上了犯罪道路。由于我世界观改造不到位，主观上认为人家给我送钱送物是应该的，逐渐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肆收受下级送来的钱财。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甚至心安理得了。
其次是背叛了党的宗旨，没过好“权力关”。在我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成为一个县的权力核心，却逐步背叛了党的宗旨，将人民和党赋予的权力变做敛财的工具。
第三是人生观逐渐扭曲，不思进取贪图安逸。自当县委书记以后，年龄大了，政治上无所求了。从此，产生了一种惰性，忽视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人生观逐渐扭曲。将“公仆”变主人，公权谋私利，为人民服务成了为自我服务。工作上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愿开拓担风险，只想守摊当“太平官”。生活上图安逸，觉得自己在靖宇当十几年县级领导了，资历深，年龄大，搞点特殊化谁也不能攀比。早早安排退路，在大连开发区买了住宅，退休后去住。
第四是被送礼风刮倒，没过好“金钱关”。送礼已涉及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我没有认识到这种名礼实贿是一种犯罪行为，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使这种风气在靖宇泛滥，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败坏了党风、社会风气，也使我自身被这种风刮倒，深陷在犯罪的泥潭。
第五是脱离党组织的监督，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我自身的组织观念逐渐淡化，处处以特殊党员自居，很少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即使过组织生活也是走走过场。一般都是我讲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如何做，而自己基本上脱离了组织生活，失去了组织的监督。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我没有过好权力关、金钱关，搞权钱交易，以致走上了犯罪道路，教训是沉痛的。我希望仍在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能从我的案件中吸取教训，用好手中的权力，拒腐防变，不走弯路，不犯错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