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说起吧。囚室里的马其伟艰难而沉重地打开了话匣子。

　　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我被押送到长沙监狱服刑改造。想到要在铁窗里度过遥遥的“无期徒刑”，我的心就异常悲凉。

　　１９５５年，我从杭州土木工程学校毕业，分配到湖南工作。２０多年里，我一直在野外从事公路、铁路的测设和施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把美好的青春和满腔的热情都献给了湖南的交通建设事业。１９８３年后，我被调入省公路局任副局长、局长，１９９１年担任了省交通厅副厅长，兼任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

　　说起来，我的犯罪与我的几个亲人有关。小时候，我家里很穷。母亲２９岁守寡，好不容易才把我和妹妹拉扯大。我妹妹叫马淇英，初中毕业上山下乡１０多年，回城后在一家菜场当了一名集体工。后来，菜场倒闭了，我把她介绍到钱塘江三桥做临时工。她与丈夫离婚多年，一直和我母亲住在一起。１９９５年，省交通厅所属的省路桥公司在浙江杭州钱塘江三桥等３个建设工程中投标。路桥公司实力强，加上我以厅领导的身份出面，因此路桥公司全都中了标。为表示感谢，路桥公司的负责人去看望我母亲，回来后感慨地对我说：“想不到马厅长的母亲还住在那么差的房子里。”并提出要帮助我。我虽然口头上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但是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亏待了母亲，为没有尽到做儿子的孝心而内疚。

　　不久，妹妹马淇英对我说：“哥哥，你带人在家乡搞工程，老家一个姓邵的老板找我，想分点土方工程做，他说事成后，在老家镇上优惠卖一套房子给我。”我想，路桥公司到我家乡搞工程，关照一下老乡和妹妹也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妹妹有了新房子住，对她、对母亲都好，而我也接近退休了，以后老了回杭州也有个住处。于是，我向路桥公司负责人打了一个“招呼”。就这样，邵某得到了１．３公里、价值８００余万元的路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我妹妹从中拿到１６万元“中介费”，她用这笔钱在老家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和一些家用电器。

　　说内心话，我妹妹仅凭我的一个“招呼”，就轻而易举得了那么多钱，我的心里也是很矛盾的，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我在湖南工作４０多年，入党也有３０多年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规定也是清楚的。以前，我也遇到过不少人以各种“好处”引诱拉拢腐蚀，但始终坚持原则没有“下过水”，这次对妹妹的非法所得在思想上也有过激烈的“交锋”，一方面感到这件事有以权谋私之嫌，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件事并没有损害国家和路桥公司的利益，同时，我为路桥公司中标出了那么多力，现在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默认是最好的办法。既不影响兄妹感情，也没负路桥公司领导的一片好心，这事出在杭州，只要当事人不说，只有天知地知了。在自私、错误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后，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我陷入畸变的亲情泥潭里不能自拔。

　　湘耒高速公路开工后，杭州某物资供应站经理徐某得知妹妹和我的关系，便找到她想在湘耒路推销钢材。于是，我向项目业主打了招呼，我妹妹销售了６０００多吨钢材。徐某按每吨提成３０元的标准给了妹妹１８万元，其中给了我６万元。我妹妹在推销钢材期间，还带来一个广东人何某，想在湘耒路分包点工程。我又给业主打了招呼，我妹妹从中获利１９万多元。此外，我妹妹还以要和我同回杭州为由，收受了何某５万元，何某在株洲送给我５０００元港币。有一年的端午节送我５万元。一次我生病住院时，何某带来一个水果篮看我，事后，我发现果篮里有一个装了２万元现金的信封。我故作姿态打电话给妹妹要她把钱退回去，可钱却一直放在我这里。

　　马淇英当了几次中介人后，渐渐地小有了“名气”，一些人就通过她来找我要工程。某水电局取得了参与耒宜高速公路工程的投标资格后，请我妹妹为其中标帮忙，并承诺按中标工程总造价的１％给好处费。我对妹妹自然是有求必应。该水电局如愿以偿拿到了工程，我妹妹又不费吹灰之力拿了４５万元。

　　我三女儿马骥、二女婿黄俭见马淇英“发”了，也不甘示弱。他们打着我的“牌子”，要我为他人承包工程中标。女儿在益常高速公路、娄涟高等级公路和耒宜高速公路获利１１０万元。女婿在耒宜高速公路获利１５．５万元。

　　几年下来，我妹妹、三女儿、女婿３人索取的不义之财竟有２２０万元之多！加上两个承包商通过我妹妹和直接交给我的１３万元以及５０００元港币，４人受贿总额已达２３６．６万元之巨！

　　这一笔笔的肮脏交易，都是我利用职权谋取的不义之财。在所谓的亲情往来中，我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警惕性。“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在我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身处高墙电网之中，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副厅级干部变成一文不名的囚犯，这样大的反差使我简直是无地自容，痛不欲生。

　　在狱中，我不停地反思自己的犯罪经过，我为了使亲属和自己生活得更舒适些，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义之财。我的亲属想捞钱，必须有我这个“官”为其鸣锣开道。他们的犯罪既有其自身的贪婪，而根本的是我的职务吸引了他们，是我的宽容、放纵导致的恶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不能正确对待亲情。在对待亲情问题上我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私心、贪念的另一种表现。我为自己、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考虑得太多，在亲属有利用我的职权和职务影响捞取钱财的苗头时，不但没有用正确的亲情观和幸福观去教育他们，反而对亲属的要求，总是尽力给予满足，怕伤了和气影响感情，往往用感情代替原则。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亲情观与他们的贪得无厌的结合，导致我利用职权做出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到头来，既害了自己，也害了亲属和家人。我和马淇英都被判了无期，马骥判了１５年，黄俭判了１０年。法院同时还判令我们从个人财产中退赔全部赃款。可以说我们是“人财两空”了，真不值得啊！最让我寝食不安的还是我那８５岁的老母亲，她苦了一辈子，平时总对我讲，只有共产党好，要好好为党工作，家里的事不要操心。我和妹妹被捕后，使她失去了惟一的精神支柱，整天以泪洗面，如今眼睛也哭瞎了。想起含辛茹苦的母亲，我不但没有给她老人家带来幸福，反而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我痛恨自己，对国家没有尽到忠心，对母亲也没有尽到孝心，我实在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

　　只有饱受寒冷的人，才深感太阳的温暖；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懂得自由的可贵。希望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地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千万不能有私心贪念，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要知道，粗茶淡饭不是亏，平平安安才是福啊！

刘宜清：女色使我晚年“不清”

　　我祖籍湖南湘乡，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阵亡，母亲不到３０岁就守了寡，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我和哥哥拉扯大，清贫的家境使我从小就立志发愤读书。１９５７年，２０岁的我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财经贸易系贸易专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４年学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州省人民银行，后来又调到工商银行，从办公室副主任开始，逐步升为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我深深感到，是党和人民把自己这个苦孩子培养成材，我只能以勤奋的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因此，在贵州工作的３０多年里，我勤勉踏实，清正廉洁。母亲常用湘军统帅曾国藩“武官莫怕死，文官莫贪财”的名言训导我。对此，我谨记在心，克勤克俭，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的为官之道博得了上级、同僚和群众的广泛赞许。

　　年过５０岁以后，我的思乡情绪与日俱增，滋生了叶落归根的强烈欲念，于是以照顾年迈老母为理由，向组织提出了调回湖南工作的要求。１９９３年４月，５６岁的我如愿调到长沙市，担任了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党组书记、行长。我妻子已在贵州省人民保险公司统计处副处长任上退休，一时还没有随我迁湘。

　　我母亲随我哥哥住，我一人住银行宿舍，每天的上班时间还好打发，处理完公务，喝喝茶看看报，而８小时以外就难免感到清闲无聊。就在我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李某出现了，他开办了一家中汽实业公司，他的公司只有区区几个人，公司资产全靠贷款。

　　一次，一个朋友请我吃饭，恰好这个李某也在场。李某没有什么文化，其貌也不扬。刚开始时，我对他这样不上档次的人也没有放在心上，却不想李某已经瞄上了我。

　　没过几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请我吃个便饭。我想自己已是快６０岁的人了，在位的时间也不多了，既然有人盛情相邀，何乐而不为呢！但我还要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份，答复得有些含糊。想不到他在快下班时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请。我见他确有诚意，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这个李某世故圆滑，善于察言观色。席间，他一面热情地敬酒夹菜，一面奉承道：“您这样大的官，却没有一点官架子，能结识您这样的领导真是我的福分。”奉承拍马的话听起来很入耳，我也就乘着酒兴飘飘然了。李某安排我到市里一家有名的酒店。丰盛的晚餐后，他又请我到KTV包厢唱歌，尽兴后，他又把我带到一家豪华的桑拿浴室，专门挑选了一个小姐为我做全身按摩。当然，我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李某不会白白为我花钱，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在吃喝玩乐的诱惑下，我也不愿往深处去多想了。凡是李某邀请，我都满口答应，每次都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

　　不久，李某以１０００元的月薪请一名川籍按摩女张小姐到他公司里做“公关小姐”。他给我打电话，“公司里最近来了一个蛮会喝酒的小姐，今晚上就叫她陪您喝几杯？”酒席上，张小姐使出浑身解数频频发动攻势，敬酒夹菜讲些“荤段子”。酒足饭饱后，李某悄悄塞给我５０００块钱，说他已在酒店开好了房间。这时，张小姐来搀扶着我：“让我送您去房间休息吧。”我半推半就地随她进了房间……这一夜，使我感到了人生及时行乐的快意，想到自己以前勤勤恳恳，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捞到，如今革命也快到头了，何不抓紧时机享受享受呢！这时的我利令智昏，色胆包天，早已把党纪国法和母亲的教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在金钱女色的诱惑进攻下，我忘记了一个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准则，成了为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那些年，倒卖铝锭很赚钱。李某得知贵州有一家生产铝锭的大型企业，而我曾在贵州当过工行行长，便请我从中撮合。通过我的牵线搭桥，李某很快和该厂达成了购买铝锭的意向。李某玩的是“空手道”，他在我这里搞了３００万元贷款，做成了这笔生意，从中赚了近百万元。此后的３年里，李某以我出国考察、生病住院、家人生日、儿子订婚、春节拜年、办消费卡等名目，先后１０多次向我和家人行贿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白金钻戒、金项链、宝石戒指等钱物折合人民币１５万多元。而李某从我那里得到的贷款总共达１６５０万元。他用１３５０万元贷款在市内建起了一座集娱乐、饮食和住宿于一体的豪华酒家。从此，他财运亨通，成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老板。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的蜕变多是从小的吃喝玩乐开始的。我谋划趁自己退休前好好捞一把。此后，只要有利可图，我是来者不拒，胆子也越来越大了。我先后３０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２１．８５万元、港币６２００元、美金２８００元以及商品房、家用电器、金首饰、玉器、手表等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４７万余元。晚年“不清”、晚节不保的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

　　坐牢是最痛苦的。在狱中，我最担心的是母亲。母亲得知我下了大狱，十分悲伤，整日以泪洗面。原以为退休了能多陪伴母亲一些时日，多尽一份孝心，却不料还要让９０岁的老母为自己操心牵挂，痛苦担忧，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

　　我反思自己，刚开始时，我是不收红包礼品的。后来，看到有的人收入不高，却过得很潇洒，心理上就不平衡了。自己逐渐放松了思想上的约束，把党纪国法全忘了，收了礼还不觉得这已经是犯了法。说真的，古人讲，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万间，夜眠八尺。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父母给我取名“宜清”，我却“不清”啊！如今身陷囹圄，我是咎由自取，悔之晚矣。拿破仑有句名言：从伟人到滑稽小丑只有一步之遥。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加固思想道德防线，不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居官自傲，得意忘形，滥用手中的职权，迟早会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刘其业：三罪并“发”泪洒黄昏路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８日判我犯受贿罪６个月，犯挪用公款罪５年，犯玩忽职守罪２年，合并执行６年。一想到要在铁窗里度过２１９０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我的心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本来，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说是功成名就，也可以说是顺顺当当退下来安享晚年的，万万没有想到近花甲之年会来到这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

　　我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不到２岁就死了父亲，母亲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我读书。１９６１年，我考上了湖南电力学院，成了我们那个小山村祖祖辈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被留校任教。１９９４年，我担任了省水利厅副厅长并兼了３年的财务处长。我从事财务工作十几年，一心扑在工作上，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谋取什么私利。我９０岁高龄的老母亲因故土难离，一直在老家农村过着清贫的生活；相伴３０多年的妻子也是没有任何工作单位的家庭妇女；４个孩子中有２个还在自谋生路。说实话，在位时我并不是没有机会为家庭、为子女创造、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但我没有这样去做。我思想观念正统，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赌、不嫖。怎么也想不到这辈子还会被押上法庭、送进大牢成为一个令人痛恨的囚犯。

　　说起来，我的犯罪发生在１０年前。１９９２年，当时正值全民经商，房地产热、炒股热席卷全国。受这种大趋势的影响，我也耐不住寂寞，头脑开始发热，整天想如何跟上改革、开放、搞活的步伐，盘活闲散资金，广辟财源，寻求改善和提高职工福利的资金来源。当时我工作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因此，思想上也就飘飘然了，党性原则、组织纪律观念也随之淡薄起来。总认为自己是管财务的处长，一些事情自己完全可以做主，用不着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我也错误地认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应当做促进派，不能当绊脚石，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错误观念驱使下，我把以前的循规蹈矩变为主观武断，把组织的信任当做自己盲目瞎干的“尚方宝剑”。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上级把我列为“第三梯队”人！，作为副厅级干部培养对象，我也急于想干出点成绩为晋升增加点“筹码”。

　　这年６月，我处会计侯某的同学、深圳某公司职员李某找到侯某，想从我单位借款炒股，承诺给４０％左右的年回报。我喜出望外，认为搞“创收”的好机会来了。我不经厅领导批准同意，自作主张同意将侯某所保管的一个下属电站账号上６５０万元的公款借给李某，李某为了感谢我和侯某，邀我们去了深圳，给我们每人送了５０００股公司法人股股票。

　　第二年初，杨某等人邀我合伙办公司，每人集资５０００元。我要侯某帮忙借款６０万元，但是银行不同意贷款。我又授意侯某以水电厅财务处承包的水电印刷厂的名义向银行贷款１５万元，从水电厅财务账上转账４５万元共６０万元全部划到印刷厂账上。同年５月，１５万元贷款到期，我又指使侯某用水电厅财务账上的公款归还银行贷款。

　　１９９２年９月和１９９３年６月，我又擅自同意借款６５０万元给某局合伙投资房地产开发，结果对方经营亏损，公司被注销，致使６５０万元的国家资金打了“水漂”，连一个小小的“水泡”也没有冒。这是我利令智昏，急功近利，滥用职权，给国家和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带来的恶果，我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竟犯下了受贿、挪用公款和玩忽职守３大罪行！当时，一种委屈、冤枉的情绪袭上心头。我认为自己主观上还是为单位着想，是好心办了坏事，怎么能治我的罪呢？通过学《刑法》，我这才搞清自己确确实实是触犯了法律。囹圄之中，我才深深地认识到，头脑里没有法纪观念这根弦，或者这根弦一旦松弛，走上犯罪道路是迟早的事。

　　走进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我仰望蓝天白云，天天扳着指头数算过去了的刑期，多么酸楚无奈啊！我好悔啊！我的犯罪，纵然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但关键还是自身主观上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我愧对组织的培养，愧对我那９０岁的老母亲，愧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愧对曾经以有我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的儿女们。

　　如今，当我知道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后，这才真切地感受到“畏法度者常乐”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党纪国法是人生路上的“红绿灯”，是原则问题的“高压线”，闯不得，碰不得，藐视法纪必然被法纪“锁定”，践踏法纪终将落入法网。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能为人民造福，反之，则会伤及自己。记得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任何人总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借用一句话，要‘安全着陆’。功名利禄的思想太重了没有什么好处，会使自己不得自由。”我领悟到，这番话对于一个人修身立业，保持晚节，可以说是金玉良言。可惜，我直到失去了自由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内涵，如今，泪洒黄昏，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