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内”，旧时本是一种担任警卫的官员，五代及宋初多以大臣子弟充任，后来泛指官员子弟。在封建社会，“衙内”们凭借老子的庇荫，无德升官，无才任职，横行霸道，掠财害命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足为怪。在共产党执政的今天，“衙内”一词理应进入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子女疏于教育和管理，放松了要求，有的甚至纵容子女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出现了当代“衙内”。“衙内”们自身升官发财不算，就连结识他们也被一些攀附钻营者当成进身的阶梯，被投资经营者当成谋利的资源，被行商作贾者当成交易的砝码。

成立公司，仗权势经商牟利

　　“衙内”经商，开办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获取巨额利润。究其因乃仗其父母手中的权力。一些领导干部对子女的经商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利用手中权力，授意下属部门为子女经商垫付资金，提供担保；有的则赤膊上阵，为子女经商打电话、写条子或上门推销；有的为子女插手工程项目，将工程揽到子女名下，转手牟利；有的甚至对子女的不法经营活动庇护、开脱。

　　号称“肥仔”的广东湛江原市委书记陈同庆之子陈励生，本是佛山无线电厂的普通干部，陈同庆到湛江任职后，通过关系将“肥仔”弄到香港。２８岁的陈励生在香港难以立足，扛着港商的牌子回到湛江。在其书记父亲的关照下，与一走私分子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了湛江汇江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这个打着国有企业招牌的冒牌公司，陈励生一分钱也未投入，１０００万元是在其父的授意下，由开发区财政局垫付的。１９９３年，在湛江捞得腰缠万贯的陈励生又回香港，在港成立了湛江汇江公司分公司，香港汇江国际投资公司。在陈同庆的影响下，由湛江市政府出面担保，陈励生向香港两家银行贷款４０００万港元，进行走私汽车、复印机、成品油等犯罪活动。仅走私汽车一项，就偷逃国家税收１.６５亿元。后期，陈励生对香港汇江公司实行资产转移，该公司成了空壳公司，并因走私在香港声名狼藉，所贷４０００万港币也无法偿还。陈同庆竟答应“肥仔”的要求，指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前去香港全资收购香港汇江公司，以转嫁债务，变相侵吞国有资产。陈励生见什么来钱快就把手伸过去。３２５国道改建，湛江市辖下的吴川市境内有１５公里的工程，在陈同庆的影响下，陈励生以引资为名匆忙建立了中外合资恒紫公司，获得了该工程的承包权，一转手就收取了１００万港币和１５０万元人民币的转包费，另有８００万元的转包费已与包工头议定，因案发未来得及收取。

　　河南省新乡市原市委书记祝文友之子，人称“祝衙内”，原在郑州铝厂驻深圳的一家公司工作。祝文友调到新乡后，他也来到其父身边，被新乡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聘为总裁。在其父庇护下，祝公子很快成了新乡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１９９４年后，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领导干部身边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下达后，祝公子辞去了上述职务，又跑到郑州注册成立了“河南省飞腾物业公司”，挂靠在某部门。不久，这家公司特意在新乡设立办事处，祝公子作为办事处负责人又堂而皇之回到新乡“发达”了。所谓的“飞腾公司”本是一家“空壳”公司，为了弄到一笔启动资金，祝公子便动用“书记少爷”的特权，将新乡某房地产公司在银行的３００万元贷款转到了飞腾公司的账上。１９９５年，该公司急需一笔周转资金，祝公子又故伎重演，打着其父的旗号，直接向新乡市财政局下属的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提出借款１５０万元的要求。按规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资金主要用于市属国有企业挖潜和技术改造，飞腾公司不具备借款条件。这难不倒祝公子，他就派人与其父的秘书一起找到新乡市耐火材料厂，让其以该厂的名义借款，然后转借给飞腾公司使用。与此同时，又让其父向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施加压力。迫于无奈，市耐火材料厂与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签订了１５０万元的借款协议。当天，这笔资金就转到了祝公子公司的账上。后来，祝公子又采取同样的手段从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借出３５０万元巨款。１９９５年，飞腾公司有３００多万元的贷款要还，祝文友又利用权势，指使河南华新棉纺厂购买飞腾公司经营的一座娱乐城，承担３００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祝文友的压力下，该厂同银行签订了转贷协议，被迫将３００万元债务转接过来。没多久，祝家父子又以同样的把戏，将飞腾公司的４９０万元银行贷款转嫁到新乡市化肥厂的头上。７９０万元的债务被祝文友用手中的权力摆平了，而祝公子的娱乐城所有权根本没有向两家企业转交过户，仍归其经营。可怜两个国有企业的数千名职工常年劳作，有时工资都难以为继，却还要为“祝衙内”分担近８００万元的债务。

转干提拔，倚靠山飞黄腾达

　　领导干部子女一般都有好的工作，仕途坦荡。有的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有的才疏学浅，但仍委以重任；有的劣迹斑斑，但仍一路升迁。不否认，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子女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真才实学找到好的工作，走上领导岗位的。但也有一部分“衙内”式的干部子女是完全靠着父母的庇荫而“吃皇粮”“入仕途”的。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子女前途，不惜违反规定为其办理转干手续；有的为了子女仕途顺利费尽心机，铺路搭桥，出现了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

　　被称之为“徐二衙内”的河南省商丘市原市委书记徐崇臣之子徐建设，毕业于技工学校钳工专业。因有一个做市委书记的父亲，他坐到县级商丘市规划国土局设计室的办公桌前。一个技校毕业的钳工，面对复杂的规划设计图纸自然无所事事。在其父的点拨下，徐二衙内向单位提出要报考武汉城建学院规划专业“干部专修科”。虽然其报名身份、工龄、学历等都不符合条件，但在他人的帮助下，徐建设弄虚作假，得以顺利跨入大学校门。有了一次造假的经历，徐又“积极要求进步”，故伎重演，蒙混入党。１９９２年徐建设回局后，被放在比较重要的规划科工作。他从聘干，任副科长、科长到副局长，不到４年时间，好运气似乎总是跟着他。１９９６年１月，该局管规划的副局长调出，管土地的副局长和一位总工将退居二线。市委组织部派来考核组。推荐后备干部时，徐建设尽管仅得７票，但还是被列入考察对象。从市委组织部到常委会，徐建设畅通无阻。这次该局共提拔三名副科级干部，推荐票最少的徐建设却占据了副局长位置。这位“衙内”上台后，整天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勾结在一起，对挡自己道的上级、看不惯的同僚、不太听使唤的下属，不是打伤打残就是灌醉后招妓陪宿，然后报警逼其就范。为了给其让位，副科长下了公司，科长被人劝退。１９９７年８月，商丘撤地设市，徐所在局的职能和部分人员要划到新成立的市城市规划局。于是他不仅托人而且自己亲自三番五次找其父亲的老部下、市城市规划局局长李文忠，要求到该局谋求副局长的职位，遭到李的断然拒绝。一向飞扬跋扈的“徐二衙内”恼羞成怒，花３０多万元雇凶于１９９９年１月将李文忠当场杀死在家门口。

　　阜新市公安局原局长毛景祥之子在其父的庇荫下，很快调整为正科级干部，后调到市公安局刑警队，提拔为副政委。毛景祥在退休前的一年里，不仅将其儿子、女儿、侄子等１０多人调入其麾下，而且搞来假高中毕业证、假招干登记表、假政审材料、假年龄的身份证，让其刚满１３岁，还在读初二的孙女上了警校，一年后当上了中国罕见的“小警察”。以致当地群众戏称公安局为“毛家警察局”。因为子女转干吃上“皇粮”而丢官被开除党籍的宁夏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早在１９９２年任宁夏固原地区行署副专员时，利用分管人事的权力，违规将其长子转干当上了警察。１９９３年８月，周调任区人事劳动厅长后，在上任的数月内，就为在同心县财政局工作的大儿媳办了转干手续；接着其妻子、女儿也被录用为干部。其女儿７月高中毕业，８月就被水利局招工，９月就被批准录用为干部。周文吉的一个侄子被同心县水利局招工后，一天班未上，就由周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开出了水利局干部到县检察院工作的介绍信。经查，周在任区劳动人事厅厅长期间，从１９９３年８月到１９９８年５月不到五年时间，共有１９名亲属违规转干，其中１５名是周亲自批准或亲自交办的。

牵线搭桥，恃后台当腐败“掮客”

　　有的领导干部子女在有权的父亲与有求于父亲的人之间牵线搭桥，在经济、组织人事、司法诉讼等活动中充当行贿受贿的中介客。一些人想向领导行贿，但苦于无门，于是走“衙内”路线，想方设法靠近领导子女，许诺以金钱物质，让他们去说服当官的父亲。而少数领导干部对子女的行为不仅不加制止，反而默许、纵容、支持子女，为所托者办事，搞曲线受贿。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之子许斌，在宁波金鹰集团老板吴彪的巨额金钱和免费提供赴澳门赌博的诱惑下，游说自己的父亲，为经商屡遭失败的吴彪解决独立融资问题。在许斌的游说下，许运鸿亲临金鹰集团“调研”。吴不失时机地提出让市领导解决独立融资金融牌子的请求，许运鸿心领神会，慷慨表态。１９９５年，宁波市建行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获准转让。吴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请许公子做其父工作，将市建行信托投资公司的牌子转让给金鹰集团的江东营业部。经许斌运作，许运鸿用行政权力促成了此事，并亲自参与研究方案。为此“许衙内”收受了吴贿送的人民币４２万元，美金１.７万元及一块价值人民币２０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并长期无偿使用吴提供的一辆本田轿车及一部手机，而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１１.９７亿元。除此之外，许公子还促成了一港商在宁波建造华宏国际中心大楼的交易。１９９６年，港商钟某在宁波兴建了存有严重质量问题、建筑面积近４万平方米的华宏国际中心，一直未卖出去。钟在听说宁波日报社要兴建新的报业大楼时，打起了主意，找到了许公子，许诺只要能让宁波日报社买下大楼，就送上好处费２００万元。许公子不遗余力。许运鸿得到其子的请求后，利用自己的影响，责令宁波日报社购买华宏国际中心大楼。在许运鸿的干预下，宁波日报社遭受巨大损失。华宏国际中心大楼报价１.９亿元人民币，报社预付了近１亿元的购房款。现在报社仍在原大楼内办公，每年却要支付３００多万元的利息。而“许衙内”却先后收受港商回报１９０万元及价值人民币１４.１万元的劳力士手表２块、飞利浦手表１块。

　　原北京市顺义县顺义镇党委书记刘金生就是因为靠上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公子陈小同这一高枝而飞黄腾达的。陈小同不仅自己依靠其父的势力，很快就爬上了北京市旅游局所属新世纪饭店筹备处主任、中方第一任副总经理以及北京建华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的要职，而且在刘金生的升迁过程中充当了“掮客”。１９８９年夏，陈小同随北京市旅游局领导赴龙庆峡考察旅游资源。善于钻营取巧、寻找政治靠山的顺义镇党委书记刘金生结识了陈小同。考察结束后，刘金生再三央求陈小同到顺义镇单独考察。在两天的考察中，刘金生为博得陈小同的欢心，煞费了苦心：在吃上，他不惜动用扶贫资金，派两个人专门到北京城为陈小同采购海鲜和珍禽，每顿都不重样儿；在喝上，为让陈小同留下深刻印象，他把一位８０多岁的老妇人接到镇里，专门为陈小同做一碗风味独特的杏仁茶；在嫖上，他把自己一个还未发生过关系的相好让给陈小同，为此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仅两个晚上，刘金生不仅输掉了两万元钱，还搭进了一个相好。之后，刘还三次请陈小同出国。刘金生的投入很快得到了高额回报。１９９３年，顺义县委决定调刘金生任县委农工部长，且正式任命在该镇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就在宣布的当天下午，刘驱车直奔京城找陈小同，请求帮忙。陈小同鼎力相助。后来，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顺义县委暂缓刘金生的工作调动，市委另有任用。两个月后，刘金生调任延庆县委书记。任命下达后，顺义县干群十分震惊。

　　当代“衙内”现象的出现，同领导干部对子女的过分溺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希同、许运鸿、祝文友等人的悲剧就在这里，不但自己受到了党纪国法制裁，也把子女送进了监狱。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管好子女，不要让他们变成当代的“衙内”。孟子教育子弟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即“正人必先正己，治国必先治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治好家，必须管好子女。要管好子女，杜绝“衙内”现象出现，首先必须自身正。只有靠自身的廉洁、勤政，才能影响和带动自己的子女，才有说服力。其次，对子女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中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许多头脑清醒的高官或富豪，都懂得把子女放到逆境中去磨炼，而不让其坐享其成，为的是让他们培养知贫奋进的精神。更何况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把好的精神和品质留给子女。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发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精神，培养他们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奋发进取，积极向上，为社会多作贡献。对子女要严格要求，不仅不能支持、纵容子女谋取非法利益，也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行不义之举，谋不义之财。要防微杜渐，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对子女身上的错误言行，要不回避、不护短，及时提醒，坚决纠正，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这样才是对子女的真正爱护。也只有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