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霸手”现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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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中国的反腐档案,我们不难发现近些年来落网的一些贪官中事发前系“一把手”或曾经做过“一把手”的尤多,从山东泰安的市委原书记胡建学,到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曾任玉林市市委书记),从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而2001年辽宁沈阳市被立案审查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腐败官员中,竟有16人是“一把手”,创下了一个地区一把手犯罪的纪录。据湖北省检察机关统计,1999年该省立案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县处级干部共161人,其中 50岁以上的多达67人。这67人中,尤以“一把手”为多,作案时任单位“一把手”的有36人。一些“一把手”权倾一方,为所欲为,被群众形象地斥之为“一霸手”。

“一霸手” 表现种种

  “一把手”处在一个领导班子的核心地位,近些年来,我们党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对干部队伍加强了管理,但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个薄弱环节,而且由于“一把手”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总有一部分人不注重自己思想政治素质的修养,游离于群众监督之外,大权独揽,独霸一方,成了一个地方的“一霸手”。

  人事问题——人说。一些“一把手”民主意识差,特权意识浓厚,搞“家长制”,一手遮天,在用人问题上常常表现为一人说了算。

  曾经创下共和国干部任命史之最的陕西省洋县是个只有4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在1995 11月至1996年12月中,洋县共超配科级干部307人。洋县5次大规模违规提拔县直和乡镇科级领导干部,导致县直各部门和乡镇机关“官”满为患,仅1996年4月18日一个晚上就提拔了480名科级干部。

  据调查,这一切都源于时任洋县县委书记的邱军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县委常委会形同虚设所致,在其任职期间,有关洋县的干部人事问题主要都是邱军一人说了算,其他副书记都是“原则同意”。

  同样,在沈阳16名“一把手” 腐败大案中,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将在鞍山口碑不好的周伟调到沈阳担任烟草专卖局局长时,很多人都有看法,但却没有人当面制止;群众举报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夏任凡,中纪委下令调查,慕绥新却从中阻挠,也没有人再坚持;市委常委开会,慕绥新想不来就不来……在这些问题上竟没有人坚持原则,尽管常委一人一票,但有人却唯“一把手”是从,使得集体领导变了样。

  财务审批 ——一支笔。权力意味着对资源的支配权,尤其是物质资源 。当权力者的欲望过于旺盛而意志过于薄弱时,他们就会成为欲望的俘虏,就会公私不分,就会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他不应该得到的,但是通过权力的操作却能“帮助”他得到的东西。

  据2000年3月10日《大河报》报道:1998年底,因工作需要,河南省上蔡县决定调走该县西洪乡乡长苏贺举到县粮食局任职。得知这一消息后,苏乡长挥舞手中的一支笔,疯狂签报。在他即将调离前月余时间,共签报了近百万元票据。1998年12月25日接到调令的当天,他签报票据17万元,其中属于他个人的票据共计13万元,票据上无经手人、无审核人、无年月日,只有苏贺举自己签的“同意报”字样。

  然而与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陈罗荣比起来,苏乡长的“一把手”可算是“小巫见大巫”。陈罗荣由于在海南烟草系统一手遮天,作风霸道,群众私下称他为烟草行业“南霸天”。他在海南烟草局当政11年,将烟厂的生产和人、 财、物管理权分离、烟厂成了单纯的“加工车间”,而“有利可图”的烟叶、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和省局调剂烟的购销,都由陈罗荣“一支笔”审批,他利用工作之便大肆损公肥私,使一个在国家烟草专卖政策下本不可能亏损,并且应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行业,却戴上了严重亏损的帽子,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工程决策——一手拍。对于一些领导者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问题,有人曾作过分析,认为这些人一是搞腐败,想借机从中捞钱。常见的现象是大楼竖起来了,干部却“倒”下去了;二是搞“形象工程”,想藉此树政绩。他们官迷心窍,求升心切,一心想借助于“形象工程”来树自己的政绩,然而却因违反了客观规律,或因不顾实际财力,盲目决策,胡乱决策,最终浪费了国家的财产、集体的财富、人民的血汗。

  为了捞钱,大贪官成克杰利用职权,拍板将南宁市一块85亩的土地低价出让给广西银兴公司建造停车场、购物城,并为该公司解决贷款1.88亿元。这么大的项目,区主席办公会、区委办公会都没有讨论过,成克杰就这么一人定了下来,而成通过这一笔交易就捞取人民币1730万元,港币804万元。

  为了政绩,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热衷于“形象工程”造假,他在卢氏县人民没有脱贫的情况下,盲目决策耗资1396万元,在4平方公里的城区搞起了夜景工程、绿化工程、隔离带工程、人行道铺花砖工程等10个重点建设项目,他还在该县的209国道上竖起了近百个 “龙门架”,上书诸如“中国某某第一县”、“中国某某先进县”类牌子不下200个,每个花费都不下十几万元。杜保乾最终因地方财政枯竭、腐败丛生被逮捕,媒体戏称是 “面子工程”让他没了“面子”。

  为了政绩,黑龙江省安达市市委原书记兼市长王英和,荒唐决策,投资一个亿,建设一条“牛街”,沿街摆放299头石牛雕塑,9999块拼有奶牛图案的大理石地面砖,并且让市里正式向美国吉尼斯上海办事处申请吉尼斯纪录,这样的“形象工程”可谓荒唐之极!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由决策导致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是吏治腐败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盲目决策造成的失误无责任追究,是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最大和最严重的一种腐败。

 “一把手”何以称霸

  由于 “一把手”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处在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失去监督,缺乏约束。一些 “一把手”对反腐败斗争认识不足,不愿接受监督;另有一些 “一把手”特权思想严重,一听监督就反感,就认为是给自己找茬子,进而给对方“穿小鞋”,甚至打击报复,不让监督;于是,形成了自己不想被监督,同级不敢监督,群众不好监督的局面,实际上这种权力也就失去了监督。加之一些同志一旦做了“一把手”之后,拍马的多了,阿谀奉承的多了,如果自己再不警觉,就会沾沾自喜,大搞“一言堂”,自己说了算,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就形成了对一些人和事处置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也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体制缺陷,抵制乏力。由于目前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对权力的分解和科学的配置缺乏相应的措施,以至于诸如财产审批等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成为腐败分子谋取私利的手段。另外,现行的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很难担当起监督各级各类官员的责任,特别是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实践中很难实现。广西玉林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就曾在忏悔书中说过,“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玉林市的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为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有过类似的自白:“当官当到我这一地步,谁也就管不了了。”可见,目前监督体制的缺陷,造成对“一把手”监督的乏力!

  ——惩处不力,难以儆尤。目前对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仍然存在着处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现象。有的一免了之,另行任职;有的一调了之,易地为官;有的虽然被撤了职,但不久又官复原职。再加上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说情风、关系风的严重干扰,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处理,使监督、惩处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一些领导干部“腐中升迁,边腐边升”便是其最好的佐证。

权力制衡,势在必行

  各级党政“一把手”,既是领导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又是领导班子的核心,在班子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因此,必须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

  ——认真学习,加强修养。“一把手”之所以会脱离群众,走上犯罪的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自己的修养,世界观出现了问题。由于他们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因而面临的诱惑和侵蚀的机会也就比一般人多,这就需要他们不断加强修养,筑牢思想防线,经得住各种考验。加强修养,重要的途径就是学习和实践。要重点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讨论,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虚心听取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做到不专横、 不霸道。

  ——权力制衡,明确责任。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产生个人特权,权力不受限制,必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要从改革入手,用法律制度规范权力的运作,以法制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使“一把手”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限制的程序和限定的程度上行使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一把手”置于集体领导之中,通过推行审批制度改革,适当分权,实现权力制衡。制定重大决策失误追究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等规章制度,使“一把手”在行使决策权、执行权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

  ——健全机制,强化监督。建立健全干部考察、谈话、民主评议、年度工作考核等制度,对“一把手”要进行经常性的考察、审计,以增强监督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取消“一支笔”审批制度,实行“联签制”,即财务开支必须由经办人、财务科长、分管领导和单位主要领导4人以上签名,并经民主监督小组审批加盖印章后方可下账报销。实行财产收入申报,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进行审计,不断完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制度。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大决策事项对社会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人事任免任前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内”与“八小时之外 ”的监督,把一把手的违纪违法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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