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转型时间的特点。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场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制性等鲜明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在转型过程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管理更多的事情，从而导致了政府产品的过多过滥。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计划经济要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而市场经济要求一个民主开放的政府结构。相对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社不分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不仅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也使腐败的发生越来越容易。因为党、政府、企业、司法、社会等不同性质的权力互相干扰又互相利用，从而生产出远比单个政府更多的“政府产品”，从而使腐败变本加厉。三是政府机构改革难以到位。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七次机构改革，但总难以走出“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究其原因，是因为权力本身有各自增强机制，即权力总会想方设法发展壮大，官员总想竭尽全力将权力用到极致。而用权的一个基本形式就是生产政府产品。政府产品的产量越大，权力的利用率就越大。而作为“经济人”的官员为了谋取自身福利的最大化，便极有可能通过政府产品，吃拿卡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从而形成腐败。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产品，那么治理腐败自应从此下手。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的载体和机会，才能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而要减少政府产品，就必须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制度这个关键上。首先，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缩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就是在过渡期内，政府也应将改革的路径由“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为“强制性与诱致性相互促进的制度变迁”，放开微观，调控宏观，将工作重点放在社会基本管理的层面上。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法分开、政社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的国家治理结构。再次，由于权力的自身增强机制，政府机构改革应该长期化、法制化，并要受到人大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其成为一个“有限政府”。最后，在政府的有限权限内生产的政府产品，质量要合格，价格要合理，有效性和使用率要高，以使民众在正常渠道下愿意购买也有能力购买。

　　二、加大监督和惩治的力度 ，增加腐败的成本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指那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或者监督不实、制约无效的权力。按照现代宪政理论，政府与其官员是委托代理关系，即政府将自己的权力分散委托给官员而成为委托人，官员接受政府的委托而成为代理人。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其权利是对官员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制约，其义务是对官员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保护和激励。作为代理人的官员其权利是从政府处得到各种福利，其义务是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使权力。但是由于政府与官员之间基于人类有限理性而致的利益不一致、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以及政府主体虚位和官员机会主义等原因，常常会出现政治领域内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即腐败。

　　有鉴于此，防治腐败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严密的惩罚机制。（一）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１．监督不仅要有纪检监督、行政监督，也要有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当前要特别强调社会监督，包括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新闻媒介的披露。２．不仅要监督官员行使权力的表面情况，也要监督官员的日常生活（隐私除外）和异常情况，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发现问题。而这就要求提高官员政治活动和权力运作的透明度。３．监督的方式应该多样化，如民意调查、突击检查、官员财产定期申报、领导干部任前公示等。（二）建立严密的惩罚机制，必须做到以下四点：１．党纪处罚、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法律处罚、精神处罚多管齐下，不能挂一漏万，也不能相互替代。当前要强调法律处罚，特别是刑事处罚。２．依法治国，司法独立。司法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以保障反腐工作深入顺利地进行。３．不仅要惩罚腐败的官员，也要惩罚腐败相关人，即参与腐败从中受益的非官员当事人。４．对反腐工作者进行补偿和激励，调动其惩治腐败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高官员的福利水平，消除官员腐败的现实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公务员低薪制。这种低薪制在历史上有其适用性，但在新形势下却引发了以下三个消极后果：一是低薪所直接导致的生活水平不高，客观上加大了官员腐败的心理欲望；二是低薪实际上是降低了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三是大权与低薪的巨大反差所诱发的心理失衡往往成为官员腐败的诱因。因此，改革现有的公务员低薪制，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切实解决好公务员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是防治腐败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但是，这项工作需要具备以下三项前提性条件：一是缩小政府权限，精简政府机构，裁减人员，以岗定人，而不是以人定岗，从而将政府编制控制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二是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实行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和引咎辞职制，提高公务员素质，使其贡献与高薪相符；三是改革公费制度和报销制度，包括公款吃喝、公费医疗、公车公房、公差公旅等，实行公务补助制度，减少贪污和浪费；并变政府财政软预算为硬预算，节省财政开支，从而使政府有能力实行高薪制。

　　四、加强教育工作，消解腐败的思想原因

　　官员的自律是防治腐败的最佳办法。但是，由于人类自私的本性、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贪得无厌的惯性心态、软弱的性格和薄弱的意志等原因，特别是在诱惑不断、腐败成风的社会风气下，官员很难做到自律。但“很难做到”并不等于“不能做到”。可以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教育，影响他们既定的消极的偏好体系，改变他们对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近视短视的比较分析，瓦解他们蠢蠢欲动的机会主义心理和及时行乐思想，使他们真正地认识到腐败是一件不合算的事情，不仅不能使自己真正幸福，反而会使自己身败名裂、得不偿失。只有这样具体入微地晓以利害，而不是假大空地政治灌输，才能使官员化他律为自律，从而消解腐败的思想原因，防患于未然。

　　对官员进行教育，应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作为官员，他们应受到廉洁勤政、公仆意识、职务纪律、干部准则等教育；作为党员，他们应受到党性、党风、党章、党纪等教育；作为公民，他们应受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法制观念等教育；作为人，他们应受到人性伦理、良心良知、慎独慎初、正直诚实等教育。但长期以来，对于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只重视了其“官”面和“党”面，并且由于其形式主义的空泛性质而常使教育归于无效，而忽视了对官员的“民”面和“人”面的教育，更不用说切实有效的教育了。其实，合格的人和公民是合格的党员和官员的前提和根本，我们难以设想一个人性淡漠 、无视公德的人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员和官员。因此，对官员的教育一定要有顺序性、针对性和层次性，切不可以偏概全，更不能舍本逐末。

　　值得说明的是，教育绝不仅是对于广大官员而言。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教育群众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为群众对于腐败的旁观、默许、容忍、羡慕和参与以及舆论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肥沃土壤 。以致出现了“老鼠过街，无人喊打”的局面。不铲除这种土壤，腐败只能越来越多，而且会腐而不败。这就需要对群众进行基本的法治教育和权利教育，增强他们抵制、反抗、检举、 揭发腐败的意识和能力，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大好局面，从而使腐败分子孤立无援，无处容身。

　　总之，腐败的成因和危害是多方面的，因此对腐败应该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是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只有“防”“治”结合、“堵”“疏”并用、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腐败才能真正地得到遏制，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党和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