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伟是怎样从一个优秀的金融干部蜕变为贪图享乐、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的罪人呢?在杨柳青监狱管教干部办公室，徐光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及犯罪与悔过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曾任唐山《劳动日报》社总编辑。父母从小就对我寄予厚望，盼我长大后能有出息。从小学到高中，我在老师眼里一直是一个好学生。１９７６年，我高中毕业了。由于中学时期的良好表现，我被分配到银行工作。起初是干出纳，之后做过储蓄核算员。虽然这些工作比较陌生，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尽快成为一名业务能力强的佼佼者。我抓紧一切时间苦练基本功，虚心向老职工请教，在很短时间内就能熟练处理业务，得到同事和领导的好评。由于我出色的工作成绩，１９８０年被调到坐落在天津市的北京市劳改局清河农场银行驻场营业所副主任。我刚刚参加工作四年，就成为一个副科级干部，这曾经让多少人为之羡慕不已。那时，我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未来的人生道路将是一片光明。

    １９８６年，我参加工作１０年后，迎来了人生事业的又一个高峰，被宁河县支行领导提升为潘庄营业所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但我并没有放松自己的业务学习，１９９０年，通过考试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人事部颁发的“经济师”资格证书。１９９３年，我被调到宁河镇营业所当主任。领导的重视，同事的钦佩，亲戚朋友的赞叹，我那时在事业上达到巅峰。

    １９９７年，国家整顿金融秩序，农业银行实行风险度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逐步向上收。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基层营业所，只能放一些用有价证券作抵押的风险度为零的小额贷款。这样一来，长期靠银行“输血”搞虚假抵押的企业再也无法经营下去，县里形成了到处托关系、找贷款的不良风气。由于宁河镇营业所１９９６年的各项指标完成得都很出色，支行给予了宽松的放贷权限：凡风险度为零的贷款，一笔可以放贷５０万元。为了追求营业所年利润的最大化，我实行了“鼓肚子”的短期放贷行为，就是月初把“肚子”鼓出去，把款放出去，月末把“肚子”缩回来，再把款收回来。当时，我没有向上级请示，也没有与信贷审批小组商量，私自从一家大公司借来一张４００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采取自己打借条与汇票做抵押的手段，累计向五个客户放贷１２笔，这１２笔违规贷款总金额高达８００万元。

    有了审批贷款这样关键的权力，我顿时成为某些人眼中的“财神爷”。在我的身边，聚集了一批“老板”，也聚集了一批所谓的“铁哥们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今天请我去饭店吃一顿，明天又找我去酒店喝一场。起初我还有所犹豫，毕竟自己是一个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干部，自己能有今天的工作成绩，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结果，决不能因为一时的糊涂而葬送了一生的清白。但不久，我便想“通”了；不就是交个朋友吃顿饭?有 什么大不了的，这年头吃点喝点还算个事?可以说，我就是在这吃吃喝喝中潇潇洒洒地上了套。此外，我还长期“受用”贷户的高级轿车，经常出入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我以前没有手机，因为觉得那个东西太贵了，我的一个传呼机还是用了几年都没有换。一次在饭桌上，一个“老板”主动提出要送给我一部新款手机并负责交每月的话费，我推辞一句“这不好吧”。可第二天，当有人将手机送到办公室时，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对于身处要职、手握放贷权力的丈夫，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妻子是关心和深爱着我的。她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好好做人，要为即将上大学的孩子做个好榜样。可此时我已深陷欲望的泥潭，对妻子的耐心提醒和劝阻置若罔闻，拿着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了一些小恩小惠，对那些所谓的“老板”“铁哥们儿”进行一次又一次无原则的放贷。

    我本以为，只要自己小心谨慎，把事情做得巧妙，尽管违规，但能收回贷款就万事大吉、平安无事了。常言道：纸里包不住火。只要是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无论掩藏多长时间，也无论掩藏多么隐蔽，迟早都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最初，我放出的８００万元短期贷款还能足额收回，曾一度给营业所创造了利润，我沾沾自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１９９７年７月全国金融政策发生了变化，我的“铁哥们儿”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暴露无遗，致使短期放出去的贷款形成了难以收回的呆账。往日整天和我称兄道弟请客吃饭的“铁哥们儿”“老板”们，这时仿佛一下子从空气中消失了，和我再无联系。每次我去找这些人时，他们不是不在家就是谎称催款去了。我整日东奔西跑，已不再是众多“老板”成天围聚的中心，而是每天围着这些“贷户”打转转。

    长时间毫无成效的催还贷款令我沮丧不已，我仍不断地出入酒吧、歌舞厅，但我感受到的不再是愉悦，而是用酒精麻醉自己，用唱歌跳舞来掩饰内心的空虚。

    支行领导很快发现了贷款中存在的问题，立即做出对宁河镇营业所全体信贷人员实行挂职清收的决定。到了１９９７年底，８００万元的违规贷款已收回了６００万元，而那２００万元的回收则成了问题。

    眼看着２００万元违规贷款难以收回，当时我执迷不悟，还想帮助他们堵上这个窟窿，我决定铤而走险。通过两个贷户的介绍，我以掌管公章的便利条件，私自开出了２００万元的“单位定期存款证明书”，从西青区民政局社会保障处吸收了２００万元定期存款，并以存款不入账的手段，私自借给了这两个贷户。当时这两个“铁哥们儿”一再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表示：“这些资金出现问题，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笔贷款堵上?”不懂法律又重“哥们义气”，我当时还是一百个放心。可从此以后，这两个“铁哥们儿”便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１９９８年１月，检察院立案调查时，这两人仍不知去向。此时，我才大梦初醒。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我站在庄严的法庭上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沉重的判决书时，才知道还有１６０万元没有收回。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犯的是挪用公款罪。“追求物质享受”，重“哥们儿义气”，“不学习法律”，这三条是我跌入犯罪泥潭的原因。

    １９９９年６月，我被投入天津市杨柳青监狱，在生活卫生科犯人炊厂菜组服刑改造。我多年没有从事体力劳动，起初很不适应，比如说，４０分钟要将１４０斤土豆切成片，所以分配给我的切菜定额总是难以完成，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管教干部发现这了个问题，便经常给我做工作，从我的家人聊到我的孩子，从我的思想聊到生活。我身体不好，管教干部则经常嘘寒问暖。有一次，我患了严重的肾炎和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管教干部及时把我送进新生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已不在人世了。经过３年的艰苦改造，在管教干部的关怀教育帮助下，现在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副食制作技术，而且还成了菜组的骨干。看到自己重新做人的变化，时常感到心灵的震颤。监狱的改造生活虽然痛苦，但给予我的却是无尽的启示和感受。比如说，有一次切菜时，不小心切了手，这时还要切咸菜，伤口顿时疼痛难忍，那种感受就像是受伤的心，又被撒上了一把盐，真正感受到了这是对我犯罪的惩罚。在监狱里，一切卑微者的嘴脸都要接受整容，一切贪婪腐败者的恶行都要承受心灵的变革，严格的监狱条规约束了犯人的自由，可它的宗旨却是“矫正和塑造”每个犯人的心灵。

    每次家属接见日，我都有一种无脸见人的感觉。本来，我的家庭特别美满，妻子在工商局工作，孩子大学即将毕业，没进监狱前，我们夫妻两人的年薪５万多元。正是因为我的犯罪，给家庭带来了灾难。但是妻子每次总是鼓励我说，你什么都不要想，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早点出来。亲人的关怀和鼓励给了我重新做人的勇气和动力。我是个人人皆知的孝子，母亲永远是我心中最敬爱的人。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这是个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我从弟弟口中得知了几个月前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没有责怪弟弟通知的迟误，因为我知道家人怕我一时承受不了。获悉母亲死讯后，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死死地捶打自己的前胸，悔恨的泪水顿时流出眼眶。对于母亲的死，我心中总有那么一份深深的内疚，是自己的犯罪使亲人在精神上备受痛苦，使亲爱的母亲早早离开了人世。当我获得新生的那一天，一定要跪在母亲的墓前向她老人家赎罪。

    采访结束时，徐光伟告诉记者，他愿意把自己走向犯罪过程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并让记者以真名实姓配发他在监狱改造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监察》杂志上，作为他对自己曾经犯下罪行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