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有着２０多年公安工作经历，曾担任过绥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王应才，却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债台高筑。继而铤而走险踏上绑架杀人的犯罪歧路。请看——

20０２年６月底，原绥德县刑警大队长王应才绑架杀人的消息传来，三秦大地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有人惋惜，有人惊愕，公安干警竟做出了这等丧尽天良的事?而更多的人则疑惑不解：像王应才这样经党培养２０多年的公安干警，为什么会堕落成为杀人犯呢?

心灵空虚 嗜赌成瘾

１９６２年，王应才出生在陕北清涧县的一个贫困家庭里，不幸的是，就在他还未出生之前，父亲就因病去世。孤苦的母亲为了养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好改嫁。之后，她又为这个家增添了两张嘴。当王应才１２岁时，继父又一病不起撒手尘寰。在清贫而缺少温暖的岁月里，王应才养成了极要强的个性。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让饱经风霜的母亲过上好日子。１９７８年，初中毕业后，他应征入伍，在部队曾荣立三等功。１９８１年转业于清涧县武装部。１９８５年调入清涧县公安局，先后任该县石嘴驿镇和岔口派出所所长、刑警大队教导员。这期间，王应才干得很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１９９５年，调入绥德县公安局任刑警大队大队长。２００１年８月，被任命为绥德县公安局驻县地税局稽查室主任。王应才有出息了，他成了全家的骄傲，慈祥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以他为荣。

就在当上刑警大队长期间，由于该刑警队破获了一起特大毒品案，作为破案功臣和直接领导者的王应才还曾成为当地媒体关注的焦点，可谓风光一时。

然而，工作上的成绩并没有成为王应才继续努力的动力，反而助长了他的一些坏习气。他与同事们相处得很不融洽。他对自己要求宽松，对别人却非常苛刻，性情古怪，脾气暴躁，很多同事都不愿与其共事。

１９９８年春节，心灵空虚、备感孤独的王应才闲着没事，便到一个赌场去看社会上的一些人玩牌，这若放在以往，公安人员的到来会令赌徒吓破胆的，可这回他们看到刑警大队长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看，便放下了悬着的心。有熟识的人招呼他来一把，王应才便情不自禁地上去凑热闹，一把输赢就是成千上万元，确实很刺激，这一玩竟玩上了瘾。加之有公安的“招牌”，于是，他和一帮“朋友”的聚赌更是有恃无恐、愈演愈烈。“飘三页”、“打麻将”、“掷骰子”无所不会。赌注少则１００元，多则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一晚上万把块钱的输赢是平常事。尤其是陕北酒场常见的“掷骰子”游戏，输赢更大，来的更快。有时候，两三个小时数万元就输得一分不剩。尽管王应才玩得大、赌瘾重，但是无奈手气太臭、赌技太差，总是输多赢少，不到一年时间，就因嗜赌成性，先后输掉了三四十万元。为了还赌债，他把自己所住的两孔窑洞卖了，可是不出几个回合，便被他输掉了。输红了眼，他又把自己在龙湾的一所独院卖了，依然输了个血本无归，直输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其妻忍无可忍，只好与之离婚。

妻离子散，一无所有的王应才从此更加颓废，他愈加沉湎于赌场，企图把输掉的钱捞回来，殊不料，赌博这个魔鬼使王应才越陷越深。据说，有一次他一晚上竟输了近２０万元。在一文不名的情况下，他竟然放下架子厚着脸皮从亲戚朋友中借贷巨款，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这笔钱又装进了那些与他称兄道弟的赌友口袋中。

正当王应才为负债累累感到焦头烂额之际，王应才的老家又不断传来坏消息：平日待王应才最亲的姐姐突然去世了；惟一的侄儿不幸出车祸死了；饱经沧桑的老母亲又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胃癌……这一切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丧心病狂 绑架撕票

和王应才要好的赌友张飞，是绥德县名州镇人，今年４６岁，原是榆林市副食公司职工，后下海，开过舞厅，给县公安局当过治安联防员，后因赌博而负债累累。

王应才欠下张飞的３万元，张飞整天缠着他要钱，最后东拼西凑总算给还了１郾５万元。２００２年正月的一天，张飞找到王应才要钱，问他：“你就打算靠那点死工资还账?”

“不靠工资还能怎样?我他妈的活着真不如死了。”王应才无奈地回答。“男人家如果要死，还不如找个弄钱的机会，快活了之后死也不冤。”

“怎样弄钱呢?”

“少不了要抢人了。”张飞的一席话令陷入穷途末路的王应才“茅塞顿开”。此时的王应才眼中只有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忘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公安干警这个神圣威严的称号。

随后，两人又与张飞的外甥、现年２４岁的原榆林市糖果厂职工马治国一拍即合，三个臭味相投的败类沆瀣一气开始寻找“弄钱”的机会。

有一次，张飞无聊之极，便打开电视，正在上演的一个绑匪片如一剂兴奋剂使他获得了灵感：何不绑架大款勒索财物呢?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日，当张飞提出通过绑架来敛财的主意时，得到了王应才与马治国的热烈响应。马治国曾开过出租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原榆林市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某的大儿子，案发前曾为其开过几次车，知道李家很有钱，于是他们锁定了目标，决定绑架李某。次日中午，恰巧李某的儿子告知马治国，请其驾车将父亲送往榆林，但后来因事未能成行，马治国便将上述信息告知王应才和张飞二人，三人决定伺机作案。

６月２２日早，马治国得知李某当日去榆林，便在家中拿上胶带，找到王应才和张飞，决定当日寻找机会对李某实施绑架。上午１１时许，三人发现李某与女儿、女婿等人从绥德驾着陕K—０００８０号车去榆林，便驾驶警车尾随跟踪。当李某到达榆林后，他先把女儿、女婿送回家，便急着赶到靖边去处理业务。行至榆林市长乐路南端时，恰巧杨某要搭车回靖边。正值妙龄的杨某只是贪图搭个便车，怎么也想不到一场大祸即将向她降临。

李某驾车沿２１０国道向靖边行驶，三人由张飞驾车紧随其后，后超车先行，并商议绑架勒索后杀人灭口。行至靖边县杨桥畔镇沙石峁村附近时，三人分别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墨镜，马治国穿上王应才的警服衬衣，戴上王的警用帽子，王应才亦身穿警服，停车等候。２０余分钟后，李某驾车赶到，王应才手持停车牌将陕K—０００８０号车挡住，与马治国以检查行车手续为由将李某与乘车的杨某劫持上警车，并由王应才分别给二人戴上背手铐。然后，马治国驾驶陕K—０００８０号车前行至沙石峁村一户农家门前，将该车未熄火即丢弃路边，然后跳上张飞驾驶的警车扬长而去。当晚９时许，三个凶徒行至靖边县乔沟湾公路时，张飞将车停下，王应才将匕首架在李的脖颈上，用李某的手机拨通其儿子家的电话，逼迫李某给其子家打电话三次，让其家准备２００万元，于２３日晚８时送到延安。

后在驾车沿延靖２０６省道向安塞方向行进途中，王应才、马治国拿胶带将李某与杨某的口、眼缠住，张飞即会意地将警车录音机的音量放大，穷凶极恶的马治国竟残忍地用尼龙绳将如花似玉的杨某勒死。接着马治国又与王应才丧心病狂地用尼龙绳将李某勒死，并在李某身上搜得现金３００元。当车行至延靖２０６省道２５公里６００米处时，三个凶徒下车将两个被害人抛于防洪水渠内草草掩埋。行至２０６省道３５公里８００米处时，他们又停车将被害人李某的手机、电话本、钥匙、出国护照等丢在公路边焚烧，于次日凌晨返回绥德。为毁灭罪证，王应才随即又驾驶警车到吴堡，将作案工具扔进黄河。

神速出警布下天罗地网

６月２２日晚９时许，李某的大儿子接到了父亲要求自己于２３日晚８时将２００万元现金送到延安来的电话后，直感到纳闷，父亲上午刚去了靖边，这会就打电话要这么多钱?接着两个同样的电话把李某的家人吓蒙了，父亲那简短急促的话语中似乎传递过来一丝令人不安的信息，这时，他意识到父亲可能遇到“麻烦”了。尽管儿女们救父心切，可一夜之间从哪里筹２００万元现金呢?情急之中，他们分头向榆林市公安局和靖边县公安局报了案。

晚１０时许，榆林市靖边县警方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以靖边县公安局长李锦模为组长，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吕新春、靖边县公安局副局长景春生为副组长的专案组，省地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合出击在靖边、榆林、延安、西安等地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晚２２时许，靖边警方在杨桥畔附近发现了李某驾驶的陕K—０００８０号汽车，该车处于启动状态，车内空无一人，却留有李某及女性的衣物，车内车身完好无损，没有搏击痕迹，证明这里不是第一作案现场。那么车内的女性衣物从何而来呢，当晚，警方又在靖边去延安途中一个叫林湾的地方，发现有一堆燃着的火，火堆里有尚未烧完的手机、电话本、钥匙、出国护照以及其他随身物品，经李某的女儿辨认，确系李某的物品。

专案组断定凶手向延安方向逃去，一边立即通知安塞、延安市公安局设卡堵截、抓捕犯罪嫌疑人；一边派人到绥德县监控李某大儿子家的电话。

很快查清，李某于６月２２日行至榆林市长乐路南端时，曾捎了一个在靖边县某招待所美容美发厅工作的年仅２１岁的姑娘杨某。这个姑娘会不会是凶徒下的一个诱饵呢?于是围绕杨某展开了调查，经过进一步的摸排，排除了杨某作案的嫌疑。很显然，这个姑娘也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２５日，李某的大儿子又接到从西安方向打来的敲诈勒索电话，一个河南口音的人问钱准备好了吗?狡猾的凶徒，为了不暴露身份，竟不惜花钱雇人打电话，然而再狡猾的豺狼也逃脱不了猎人锐利的眼睛。

原来，作案后的次日，马治国感觉到李某的儿子怀疑自己参与绑架作案，并将怀疑之事告知了王应才与张飞，三个歹徒害怕事情败露，便凑到一块密谋对策，深谙公安侦查手段的王应才，决定通过异地电话来转移警方视线。

６月２５日，张飞与王应才赶到西安用IC卡给李某家打电话，继续勒索财物，而此时的马治国因同李家非常熟悉，还在假意“帮助”李家的人到处寻找李某。６月２６日，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王应才与张飞分别乘车返回绥德和清涧。有着近２０年公安工作经历的王应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那个敲诈勒索电话使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正当３名犯罪分子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榆林市公安干警如神兵天降，将他们一举抓获。从发案到案犯落网，仅仅用了五天时间。至此，一宗震惊三秦的公安干警绑架撕票案终于浮出了水面。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当庭宣判被告人王应才、马治国、张飞犯绑架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上，当审判员问他是否上诉时，自知罪孽深重且通晓法律的王应才已失去侥幸心理，只求“从快从重”处理自己。

警钟长鸣 催人警醒

王应才等人的罪恶灵魂，已随着一声枪响退出了生命的舞台，可留给人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王应才嗜赌，是他踏上绝路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个人有点爱好本无可非议，但是若恣情放纵，不加节制，那么“无理则欲滥”。另外失去监督，也是他踏上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应才在作案时所用的警车、挡车牌、警服、警帽、手铐等工具，正是有关单位疏于管理，为王应才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按说，离开了刑警大队，走进了税务稽查室，王应才已没有了使用这些警用器械的权力，但据王应才交代，这些挡车牌、手铐等器械，从其担任刑警大队长起就放在该警车的工具箱里，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可见，有关单位对警用器械的管理是多么松懈。王应才嗜赌成性，无心工作，该单位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从未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而对他的调离，更是对他的放任自流，使其完全失去监督，令之更快地迈向歧路。

王应才等人绑架撕票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愿这一血腥大案能警醒那些依然沉迷在不良嗜好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