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溪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诗人。锲而不舍的诗人和诗人不是同一个概念：诗人就是诗人，而锲而不舍的诗人如果不锲而不舍就不是了诗人——这是极重要的一个区别。换一句话说，那些功成名就盘踞诗坛的诗人不写诗也仍然是诗人，而曹谷溪这样的诗人如果不写诗就不会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两相比较，你又会突然发现这不对——不写诗的人恐怕不能叫诗人，写不出好诗的人也不能叫诗人；真正的诗人应当是那些写诗并把诗写得很好的人，尤其是那些锲而不舍地写好诗的人。这样说来，谷溪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其实谷溪这个人从形象上看不像是一个诗人。诗人可能着装奇异，可能衣冠楚楚；可能谈吐疯狂，可能反常地沉默；可能长发没耳，可能……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显示个性的方式。谷溪没有这些。他很一般，挤在人群里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语文老师而不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作为小小的癖好，他留了大背头，他很得意这个大背头，从商店门前走过的时候，有时还像年轻姑娘那样偷看自己一眼。他认为这是他的诗人形象。我说你不像，你可能像某某伟人，但你的背头不像诗人。他解嘲地笑笑，说：“管球像不像哩……”我打断他，对他说：“你现在就像了。”

　　其实一个诗人的外在标记是没有那么触眼的，着装奇异长发没耳的往往是艺术家而不是诗人，诗人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自己的。

　　这里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绝对能够说明谷溪是一个诗人——

　　夜半，谷溪完成了一首诗作，为自己击节叫好，但这还不足以抒发他内心的激动。他冲到另一孔窑洞，把正在熟睡之中的老婆孩子全吆喝了起来。他笔直地站在地下，对炕上那些不情愿但又不能不听的人宣布道：“我刚刚作了一首诗，你们听……”

　　诗人抑扬顿挫，泪流满面地吟诵着他的诗作，而他的听众却犹如在梦乡，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使他很失望，但是他并不责怪他们。他揩去脸上的泪水，说：“咋你们再去睡……”

　　不难想象世界上没有了诗歌谷溪会怎样活人，那一定是壮烈的大怜悯大悲痛，就像上帝面对世界末日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绝望地奔行在陕北大地的沟峁塬梁上，听到他悲壮的嚎叫像十二级台风一样在天地间呼啸……回应着他的一定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东西，那东西庞大而伟岸，无形无声，但是它回应着他，因为它知道这个奔行着的可怜人在精神层面上和它是相通的。

　　“道可道，非常道……”

　　两千多年前，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颔首而叹。从那以后，聪明的人对于过于庞大的东西一般不多说什么。

　　我干脆也这样装聪明，就不多说什么了罢。

二

　　奠定谷溪全国著名诗人位置的当然是诗，用诗人尚飞鹏的话来说，是那些“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写出的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着意去做的事情往往做不出价值，只有你的心到了，那事情才会被赋予灵性，才会具有某种独到的价值。诗是从生活中，从一个人的经历中，从这个人的心路历程中产生的。如果谷溪不曾在陕北的黄土里滚过，如果他不曾用热爱的目光注视过那里的父老乡亲，如果他不曾站在黄帝陵、白城子或黄河岸边思索过历史，如果他不曾用生命的摔打记忆说不尽的世事沧桑，他的心就不会像诗人那样跳动出节拍，跳动出韵律，跳动出激情，跳动出哲理；他的诗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价值。

　　在我看来，这才是诗，真正的诗。

　　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倘若哪一个诗人把诗写得如同梦呓一般谁也看不懂却堂而皇之被出版，你当然不能说那不是诗，但是，那不是我喜欢的诗，我不会去玩味和欣赏那样的诗，我想我作为一个诗歌的消费者这样一点儿选择的自由是有的。当我回想我初识的那个高原的时候，我可能会吟诵这样的诗句：

河，冻僵了。

冰的长嘶，

　　在山谷回荡……

好冷，好冷的天啊，

大山脱去

　　所有的衣裳！

像车把式亮出

　　肌肉隆起的臂膀，

似庄稼裸露着

　　驼了的脊梁……

觅草的牛群，

　　在山坡滚动，

淡淡的炊烟，萦绕着

　　远处的山庄……

驴蹄印，缀满

　　山间小路，

老石匠吆喝在无遮无盖的采石场上——

为死者的追求，

为生者的希望，

隆冬的大山哟，

正燃烧着

　　烈火一膛！

　　谷溪总是能用自己的诗句印证我生活了十五年的高原，她的面容，她的气质，她那婀娜的脚步，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从谷溪的诗句里，我听到只有在陕北才能听到的震天的锣鼓，看到只有在那块土地上才有的喜乐悲情。这是一种生命的印证，一种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人生的印证，好也罢，坏也罢，沉重也罢，轻松也罢，总之我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这一点已经无从改变，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喜爱谷溪的诗呢？

　　谷溪的诗，至少还显现着生命的绿色，虽然他的诗从来没有在我们最高的文学殿堂炫耀过，但这不是他的耻辱。应当让那些掌握诗歌话语权的所谓诗人来承担这种耻辱——只要《相信未来》的作者还住在精神病院，只要那些占有文学名人位置的人甚至于在从事把上高中的儿子或女儿塑造成文学名人的勾当，只要谷溪这样的人的诗作——尽管我不认为他的诗高于所有人——还在文学的最高殿堂之外徘徊，我们就有权利这样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曾经把谷溪的诗归结为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大体不错，然而并不全面。谷溪的诗作散见于全国许多报刊，他的诗集也不断问世，这时候再来说他的诗有什么固定主题，显然太轻率了。这个在天地间行走着的人，不断用诗诉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诗歌的主题也在不断延伸，你只要看一下他最近发表在《诗刊》等刊物上的诗就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象，这个执著的黄土高原的歌者，正在思考比土地和人民更加深广的主题——

这是东方最古老的祭坛

这是东方最年轻的神话传说

西部中国的黄土地

点燃祭奠祖先的香火

燃烧你

燃烧我

剧烈的心跳

突然沉默……

　　谁都看得出来：这位歌者一定是意识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他原来不曾意识到的，而现在成了他实实在在的思考，他的脚又踩到了一块地面。我想，有了这块地面，这个人一定会获得某种神奇力量的支撑，一步步走向更为宽广深厚的地方——那里将是诗的真正的圣境。

三

　　我常常想，每一个人，不管其身份地位尊卑高下，不管其作为善恶与否，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一环套一环，我们才有了可以言说的人事物事，有了时间之河上的回响和涟漪。在陕北，谷溪是大人物，如果你谈谈陕北的文学史，这个人是不可回避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诗。

　　一个人在某个空间里是不是足够大，要看他做了多少事。谷溪做的事很多，一一述及必定冗赘，我还是择其精要，说一说这个一心做事的人在做着怎样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在陕北的文学穹顶之上，路遥仍然是一颗耀眼的大星。当这颗星带着令人眩晕的光亮划过天空向西方陨落之时，文人能够做的事情自然就是写一写悼念文章，抒发一些感慨，回忆几多轶事，于是，那个时候路遥的朋友出奇的多。我在编辑和出版《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之时，收到了太多这方面的稿件，作者据说是路遥的至爱亲朋。所幸我不是一个对路遥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路遥生前深恶痛绝的一些人也钻到这里面来了，洋洋洒洒述说着路遥与他（注意：不是他与路遥）的友谊……呜乎哀哉选这世界成了什么样子选我毫不迟疑地从稿件中拿出了那些劳什子，还路遥一个清静。

　　也有人沉默着，沉默着的是被悲哀真正击倒的人——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迟疑说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天乐，一个是曹谷溪。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两个人都比任何一个人更有资格谈一谈路遥，但是这两个人都沉默着。我曾经想过向他们约稿，但后来作罢了，我觉得这样做既不是时候，也不适宜。悲哀的人有权利用他自己的方式悲哀，旁人最好不要去打扰。

　　但是我知道路遥之死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的空缺有多么巨大。一个失去了杰出的哥哥，一个失去了从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做文学之梦的朋友。这种痛失在他们各自心灵中的回响，别人是无法体会也无法描述的。语言在这里太轻飘。

　　路遥死后，我和谷溪有过数次相聚。我注意到，当别人为路遥的离去大发感慨之时，谷溪常常并不多说什么，他看着你，或者说看着你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眼睛里竟像孩子一样颤动着泪光……

　　时间之河悄然流逝，我们都在各自的旅途上奔忙着。

　　谷溪在做另一件事情，一件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的事情——他着了魔一样执意要为路遥在他热爱的土地上建一座大墓和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馆！

　　这件事在物质意义上的难度不亚于在延河上再建一座大桥！

　　路遥在延安大学的师长申沛昌首先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路遥在他的母校划出一座小山（现在这座山叫“文汇山”），作为建墓建纪念馆的地方。谷溪没黑没明地奔忙于前后，用写诗的手设计起图纸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场合求助人们捐助款项，甚至亲自到河道里物色某一块有用的石头，指挥着工人像蚂蚁搬家一样运到文汇山……这都是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时候，一些路遥的所谓的朋友，早已经非常聪明地躲了起来。

　　在北京，在西安，在延安，我见到谷溪，谷溪几乎不说别的，只说路遥墓和路遥纪念馆，他给我描述现在已经把墓地建到什么程度了，说接下来还要做的事情……这个人已经把眼下这件事当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为路遥仅仅尽了一个同学的本分，谷溪就挂念于心，竟然在路遥墓前安放了一座以我的名义捐奠的石桌……每当我看见和我们在延安做同事时相比已显见老相的谷溪，听他神往地说那座大墓的时候，我总是在心底里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路遥如果地下有知，他是可以安息了。

四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谷溪，延安的文学史会有多么大的空白。这空白不仅仅是诗人谷溪的缺席，而是由于谷溪缺席造成的成百上千文学青年的缺席。这里，我就要说到《延安文学》了。

　　我和谷溪在《延安文学》编辑部成为同事，我就是在那时候从谷溪身上知道文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如果说创作是某种个人事业的话，编辑刊物实际上就是集体事业了。谷溪在编辑刊物上具有一种疯狂的利他主义的执著与热情，他已经不是在编辑刊物，简直是在编辑自己的生命。每一首发表在《延安文学》上的习作者的诗歌都经历过他的心的过滤，他甚至把一些虽然稚嫩但意象很好的诗歌重新写一遍，就像富于经验的农人从年轻人手中接过犁犋，耠过一个垄沟，然后再交到年轻人手上告诉他种子应当这样播下去一样。那些种子都发芽成长了。现在，陕北以至于整个陕西的文学原野上到处都是葱绿与辉煌，比别的省份有更好的植被，你不能不说到谷溪，尽管谷溪自己不会同意这样说。

　　在一个什么都可以标出价格来的世界里，编辑工作在一些人那里正在失去精神意义。正因为这样，当谷溪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山沟沟里的作者编发稿件的时候，当谷溪抖动着陌生作者寄来的诗作大声叫好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人极为清澈，清澈得就像人烟罕至的山谷间流淌着的一条溪流，它汩汩有声地往前走，并不理会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一种比喻都是蹩脚的，上面的这种比喻只能说明谷溪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谷溪是一个对世事极有洞见的人，他知道生活是由卑鄙与崇高、善与恶、美与丑等彼此对立的东西相构结而成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智慧和生存才能常常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基石。在这方面，谷溪是一个直到今天我也自叹不如的强者，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能够在青石板上扎下根”来的人。

　　《延安文学》不是那么好编的。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经费紧张的单位编辑和出版这样一份大型文学刊物，需要的远不止是对文学的热爱。在实际运作中，在严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学的热爱”太轻飘太轻飘，轻飘得就像三伏天飘落的一朵雪花。换一句话说，让这样一份刊物如期面世的人绝不仅仅是对文学热爱的人，他必须是强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歹徒”品性。

　　我不说谷溪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正是谷溪，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编着出版着这样一份刊物。

　　任何人都不难想象谷溪遇到的艰辛，不难想象这个人在怎样和艰辛搏斗——你会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扭住艰辛，一心要把狗日的撂倒，但是他不喊叫，即使他被艰辛短暂地撂了一下他也不喊叫，他只是扭住艰辛，死也不撒手；他脸色苍白，就是不撒手，直到把艰辛撂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会直起身子，拍拍手，轻蔑地看艰辛一眼，喃喃着：“看你狗日的还想咋……”这个艰辛当然是不能咋了，因为他确实把它撂倒了，但是，另一个艰辛又从墙后面闪身出来，“倏”的一下跳起身子扳住了他的脖颈……

　　这是这个一心要让《延安文学》如期出版的人的命定。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几家期刊敢于连篇累牍地发表未知名作者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是《延安文学》，一个地区级文学刊物，却每期都有这样的作品。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否则的话你就无法理解他为了让这份刊物如期出刊所做过的一切。刊物的每一页都要用钱来支撑，而天底下最难找的东西就是钱，谷溪在这上面已经不是在做事情，他简直是在呕心沥血。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女人，平生就这么一个爱好，如果你认为他疯了，那他就是疯了。

　　这使我想到一个用滥了的比喻：蜡烛。他是在烧自己。

　　谷溪是诗人，他在用生命诗化着这个世界。